張經義從白宮轉戰阿布扎比，近距離見證美以伊衝突，新書揭露戰爭背後平民犧牲與美國決策誤判。他認為阿曼「以鄰為善」模式值得台灣借鏡，避免淪為地緣衝突犧牲品。
伊朗戰爭風雲詭譎，牽動全球關鍵變局。來自台灣的張經義是美國白宮記者協會一百多年來首位中文媒體成員，在採訪白宮十五年後，於二零二五年轉駐阿聯酋阿布扎比，身歷美以伊戰火全過程。他在今年七月出版新書《戰火在窗前：白宮記者直擊美以伊三國衝突，透視世界大變局》，並於八月七日接受專訪，總結他對世局的觀察，以下為訪問紀要：
中東局勢複雜，您在書中也用「煉獄」來形容加沙。為何您認為美以伊戰爭會是透視世界變局的重要窗口？
首先，美國以帝國之姿，傾全國之力投入這場戰爭，在過去非常罕見。其次，伊朗有九千萬人口，也是一個體量非常大的國家。因此美以伊戰爭對全球經濟衝擊很大，導致油價上升與原料短缺。從軍事上來看，過去美國對外發動戰爭，力量幾乎是輾壓性的，往往很快就會宣布勝利，可是如今美國面對伊朗，至今都無法取得壓倒性的優勢，甚至出現彈藥嚴重不足的情況，還必須從歐洲乃至亞太抽調武器。美國這個全球霸權，無論是經濟、軍事或政治，在這場戰爭都處於非常難堪的狀態，體現出霸權衰落，可能是美國「蘇伊士時刻」的到來。
您在書中用「傲慢」一詞來形容美國所暴露出來的心態。在您看來，美國之所以陷入伊朗戰事的泥淖，究竟是高估自己？還是低估伊朗？或者是被與以色列千絲萬縷的利益給牽著走？
三個原因都有。美國原先打算速戰速決，沒想到竟然拖到快要半年的時間仍看不到一絲曙光，這是其本身很大的誤判。而伊朗民族歷史延續三千年至今，儘管處於四戰之地，卻能夠完整保持民族記憶與文化，在人類歷史上非常罕見，因此伊朗人民既自豪又強悍。儘管去年底開始伊朗內部出現動盪，但當美國入侵之後，伊朗人民全部團結在民族的大旗之下，如此多人面對戰火是選擇「往回跑」，讓我相當震驚，美國明顯低估了伊朗的民族性、宗教信仰與抵抗耐受能力。
我在美國採訪十五年的經歷，包括在白宮的經驗，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美國政治人物提到以色列都是畢恭畢敬，沒有任何的批評。我在書中用「以小馭大」來描繪以色列對美國政治強烈的掌控能力，深刻地影響美國的政治走向。當然，特朗普也有自己的考量，他希望伊朗轉變為一個親美的政權，以利於對伊朗石油的掌控。
您用軟性的筆調探討了極為嚴肅的議題，書中有段文字非常動人：「那些所謂的大人物們，為了贏，能失去理智毫不猶豫地轟炸平民百姓，且失去人性毫不在乎成千上萬家庭家破人亡。」如果從地緣政治的視角抽離出來，站在人性與道義的立場，您會如何看待中東戰火的是非？
我寫這本書非常想要傳達一種觀點，亦即戰火看似離我們很遙遠，國際政治看到的都是領導人的說法，但最終受到衝擊和影響的，其實都是根本沒有參與任何決策的老百姓。我的一位敘利亞好友，如果不是因為戰亂，他根本不用離開故土，全家搬到阿聯酋，成為一個沒有根的人。包括以色列對哈馬斯發動加沙戰爭，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報道都是沒名沒姓的死亡數字，但他們都曾經是活生生的人命。
我很努力將戰爭脈絡的宏觀格局呈現出來，但我同時也要說，政客發動戰爭的決定，許許多多老百姓卻是用生命付出代價。戰爭真是非常可怕，政客出於私心，最終倒楣、受到傷害的都是老百姓。
您指出了對於戰爭殘酷的省思，當台灣被西方媒體視為「地表上最危險的地方」時，您會對台灣的親人朋友提出什麼肺腑之言？
我總結了八個字：以鄰為善、交對朋友。以阿曼為例，在這場戰爭中沒有受到太大的波及，尤其是首都完全沒有遭受攻擊。原因是阿曼很清楚，伊朗這個鄰居在旁邊不可能搬走，但外來勢力隨時可以說走就走。不管你和鄰居之間有什麼想法或意見，但只要能夠維持友好關係，戰火就很難降臨到自己身上。
美國在海灣阿拉伯國家設置了那麼多美軍基地，但我親眼見證美國沒有保護任何一個海灣阿拉伯國家，他們保護的永遠只是自己在當地的基地。結果由於伊朗攻擊這些美軍基地，戰火波及到所在的國家，造成了非常大的損失。阿曼聰明之處，在於它是唯一一個不允許美國建立常態軍事基地的海灣阿拉伯國家，但允許美國軍艦停泊加油，同時又與伊朗保持密切關係。
其實很多時候戰爭沒有必要爆發，而是出於一連串誤判所導致的結果。關鍵是命運還是要由自己掌握，如果你的做法讓人家產生誤判時，最後就會引火燒身。如果真的能以鄰為善、交對朋友，戰火是不會發生的。
您常說要跳脫西方的眼睛，能夠用我們自己的視野，以及中文的紀錄，去看懂中東情勢與世界脈動。哪些是西方偏見經常帶來的誤解？
西方跟中東的愛恨情仇歷史非常漫長，因此在彼此腦海中已經形成了默認的系統，寫文章時便不會特別提到背景。例如不會提及美國曾經推翻伊朗民選的政治領袖，並扶植了獨裁的巴列維王朝，結果文章就直接跳到一九七九年伊朗變成一個宗教狂熱的國家，人人像殭屍病毒一樣，於是爆發美國駐伊朗大使館的人質事件。
因為這些預設、默認的想法，再加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衝突，西方對於中東區域就帶有非常深刻的偏見與敵意，從而寫進西方媒體報道之中。例如加沙戰爭爆發後，《紐約時報》出現明顯的自我審查，提及加沙死亡案例只能用被動語態，或者側重於以色列的反應，去質疑加沙衛生部門提出的死亡數字。
CNN更加誇張，凡是涉及以色列或加沙的報道，都要送去耶路撒冷進行審查。審核出來的內容，就會變得非常親以色列、非常仇視巴勒斯坦。可是西方媒體在我們心中是主流，通常不加思考直接翻譯，於是對中東問題的看法便產生很大的誤解。我們不該輕易地將判斷能力交給西方媒體，要有自己客觀中立的觀察，才能更正確了解世局。
關於戰後秩序的分析，您將美以伊與阿拉伯世界視為「海灣四方局」。中國是否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經過這場戰爭，海灣國家清楚的看到了美國連盟友都保護不了，甚至還給區域帶來了巨大災難。美國皮尤研究中心今年七月做了跨國民調，中國的好感度首次超越美國。當我真正到中東生活後，看到了中國大陸對當地方方面面的影響，這裏人們尊敬中華民族追求和平的努力，他們認為中國人就是一個不鬧事、不會干涉內政的民族，因此對中國更加仰賴，相信中國是一股和平穩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