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斯塔默宣布辭職，上任不到二十六個月，他在執政以來一直舉步維艱。恰逢脫歐十年的時間點，英國的地緣政治與經濟社會創傷遠未癒合，反而演變為一場持久的慢燃危機。從二零一六年公投的「奪回控制權」到今日盛行的「Bregret」（脫歐後悔），英國不僅失去了歐盟的勞動力、資本與市場准入的有力支撐，更深陷經濟低迷、地區不平等惡化以及移民危機困境。脫歐後貿易摩擦加劇、金融資產外流嚴重、中小企業對歐業務大幅受挫，疊加去工業化地區的長期衰退，整體發展勢頭明顯受阻。政治層面，唐寧街十號走馬燈般更迭五位短命首相，包括梅（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九）、約翰遜（二零一九至二零二二）、特拉斯（二零二二，僅四十九天）、蘇納克（二零二二至二零二四）、斯塔默（二零二四至二零二六）平均任期不到兩年。政壇動盪在現代英國史上罕見；近期南安普頓更是爆發了白人命貴的反移民暴動，進一步顯示出英國在移民問題、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難解矛盾。

紐卡素與桑德蘭作為首批宣布脫歐結果的城市，正是英國這場宏大困境的縮影。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凌晨，紐卡素率先公布公投結果，以百分之五十點七的微弱優勢支持留歐；數分鐘後，鄰近的桑德蘭即以百分之六十一點三支持脫歐，成為全英第一個宣布離歐的計票中心。英鎊瞬間暴跌，全球意識到英國真的要走了。十年後的今天，由「Brexit」（英國脫歐）到「Bregret」（脫歐後悔），這個由英文「Brexit」與「regret」拼成的新詞，概括了這場政治賭局的最終民意走向，當年打動人心的「奪回控制權」口號，如今兌現了多少？

經濟損失釀慢燃危機

「我們要什麼？重新入歐！什麼時候要？現在！」、「不要仇恨，不要恐懼，難民在此受歡迎」，上週六（六月二十日），約一千五百名親歐人士舉行「全國重新加入大遊行」，紀念脫歐公投十週年。十年前，脫歐陣營其中一個核心訴求，正是以移民及難民人數高企為由，呼籲國民支持「奪回控制權」。公投終以百分之五十一點九對百分之四十八點一的微弱多數通過脫歐，英國成為歐盟史上首個退出的成員國。

然而十年來，移民人數不跌反升，脫歐對經濟的衝擊也不是一夕而至，倫敦國王學院經濟學教授Jonathan Portes為智庫UK in a Changing Europe撰寫的最新評估指出，英國GDP人均產出比沒有脫歐的情況低約百分之八，商業投資落後百分之十二至十八，就業及生產力則分別低百分之三至四。貿易方面，倫敦政經學院經濟表現研究中心的研究發現，英歐貿易合作協議令英國二零二二年貨物出口總值減少約二百七十億英鎊（約三百五十七億美元，跌幅百分之六點四），原因是對歐出口暴跌百分之十三點二；研究並發現，曾向歐盟出口的英國企業中，有百分之十四（約一萬六千四百家）在協議生效後完全停止對歐出口，當中以中小型企業受創最深。

至於金融業，智庫New Financial的報告《Brexit & The City: The Impact So Far》指出亦有逾四百四十家金融機構將業務或資產遷往歐盟，涉及銀行資產達九千億英鎊，相當於英國整體銀行體系的一成。除了宏觀經濟代價，脫歐較少人提及，是它如何成為加劇地區不平等的助燃劑，而桑德蘭，正是最鮮明的縮影。

未填補的歐盟資金缺口

脫歐前，英格蘭北部、康沃爾、南威爾士、蘇格蘭西部等受去工業化打擊的地區，長期依賴歐洲區域發展基金——當中包括桑德蘭，一個被學界定義為「被遺忘之地」的東北部城市。時任市議會領袖格雷米．米勒（Graeme Miller）在二零二一年曾公開警告，英國政府提出的「共同繁榮基金」根本無法對等替代。他近日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立場依然未變：「對於一個曾是全球第六大經濟體的國家，要靠歐盟資金來解決境內的貧困和基礎設施問題，本身已是可恥。而這筆錢被上屆政府削減後，所謂的新資金不過是換了個包裝的舊錢，而且金額更少。」

米勒於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四年擔任市議會領袖，六年間帶領桑德蘭推進多項重大城市再生計劃：在前Vaux啤酒廠舊址興建新市政廳、啟動桑德蘭濱河再生計劃、推動「皇冠工廠」電影製片廠項目，並協助建立英格蘭東北聯合市鎮政府。其中，皇冠工廠項目至今仍有資金缺口：原值四點五億英鎊的項目，原由英國娛樂公司Fulwell 73與投資公司Cain International合資主導，但去年Cain International突然宣布退出撤資。扣除英國政府承諾的二千五百萬英鎊及東北市鎮聯合政府承諾投入的一點二億英鎊公共資金後，項目仍有約三億英鎊缺口待填補。

此外，脫歐另一個對桑德蘭最直接的衝擊是來自日產汽車廠。日產廠房位於市內華盛頓區，是歐洲效率最高的汽車廠之一，脫歐後立即面臨零件關稅問題，令車輛成本上升，競爭力岌岌可危。「他們當時非常擔心，因為零件若非英國製造便要課稅，汽車價格就會升，買家就會減少。」米勒相信，脫歐在市民生活中造成的損害雖是真實的，但往往是「隱形的」：「人們只看到自己口袋裏的錢。看不到買不起新電視、修不起手機屏幕背後的原因，其實正是脫歐。」

改革黨攻破桑德蘭紅牆

二零二六年五月，改革黨在桑德蘭議會選舉中橫掃七十五席中的五十八席，終結工黨逾五十年的執政，令這座「宣布脫歐的城市」再次成為全英政治轉變的象徵。事實上，桑德蘭投票脫歐，但城市裏最大的僱主是日產；這家日本車廠來英國，恰恰是因為可以進入歐洲單一市場。居民在日產工廠旁邊生活和工作，卻投票離開那個令日產留在這裏的單一市場，不正是個很有趣的矛盾嗎？長期研究英國地區不平等及矛盾的紐卡素大學地理政治經濟學教授安迪．派克（Andy Pike）形容，「被遺忘之地」是受經濟產出低迷、就業機會匱乏、健康狀況差、人口外流及政治疏離等多重因素困擾的地方，而在他的定義下，桑德蘭正是典型。

脫歐十年過去，他指出幾乎所有指標都在惡化：「英國本身就有根深蒂固、長期持續的地區不平等，而脫歐是一個加劇因素，不過其影響是複雜的，因為它疊加在其他衝擊之上——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後的長期停滯、二零一零年起的財政緊縮、新冠疫情的震盪，以及鮑里斯．約翰遜到特拉斯迷你財政預算案帶來的政治不穩定。這一切令地區不平等深化，也催生了『不滿地理學』和民粹主義的興起。」派克進一步解釋，脫歐公投後，英國共同繁榮基金被宣傳為「奪回」區域發展主導權的機會——不必再把錢交給布魯塞爾，實行「英國的錢自己花」。「但現實是，『奪回控制權』不過是控制權從歐盟轉移到英國中央政府，新基金更集中、更短期、規模更小，與歐盟區域政策相比差距懸殊。」歐盟區域政策在二零二一年前有一項他稱為「加乘原則」的核心機制：每一歐元歐盟資金，須由成員國以等額本幣配對，令資金規模倍增。共同繁榮基金則沒有類似安排，「等於少了一塊關鍵拼圖，令城市和地區在推動再生項目時，財政火力大為削弱」。

脫歐派認為問題在自身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認同上述論斷。就脫歐後基建發展資金不均、導致英國南北資源懸殊的批評，前Vote Leave行政總裁、上議院議員Lord Matthew Elliott出席一個論壇後向亞洲週刊承認，英國基建決策長期欠佳，但他將責任推向更早的歷史。他舉HS2高鐵為例，批評巨額撥款最終大幅縮水，「若將那些錢用於北部區域鐵路，效益將大得多」。他強調，區域空間不平等更多是英國中央政府的決策問題，而非脫歐或歐盟所致。

地緣不公不僅體現於英國國內，也延伸至外交層面。倫敦國王學院歐洲政治與外交事務學講座教授Anand Menon說，英國脫歐後失去了歐盟單一市場的集體體量，在與北京交涉時已難再借助歐洲整體的經濟規模作後盾。他坦言，英國至今仍未能制定出一套「清晰連貫的對華政策」——既要維持貿易與商業關係，又要應對中國在國家安全層面構成的風險。他說，英國離開歐盟後，雖獲得獨立簽訂貿易協定的自主權，卻同時失去透過歐盟渠道向中國施加集體壓力的槓桿，「我們仍在摸索這個平衡點」。

YouGov最新民調顯示，脫歐十週年之際，百分之五十七英國人認為當年脫歐是錯誤決定，僅百分之三十仍認為正確；百分之五十五受訪者表示若重新舉行公投會支持重新入歐。即使在二零一六年投票脫歐的選民當中，現時也有近四分之一（百分之二十三）人「Bregret」，即承認當年的決定是錯誤。但矛盾是，最新民調也顯示明確拒絕重返歐盟的改革黨，暫以約百分之二十七支持率持續領先工黨及保守黨（同為百分之十八），有望成為下屆國會的最大黨。雖下屆大選最遲於二零二九年八月舉行，但對北京——這個同樣牽動英國未來經濟自主與地緣定位的關鍵變數——卻仍然語焉不詳。

桑德蘭的故事，從宣布脫歐的「第一槍」，到終結工黨半世紀管治的「改革黨之城」；由Brexit到Bregret，脫歐留下的不僅是一道尚未填補的地緣鴻溝，更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當英國拒絕回到布魯塞爾，它又該駛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