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先鋒文學的領軍人物，蘇童的創作向來被視為當代漢語寫作的風向標。自一九八三年發表首部作品以來，他以細膩敏銳的筆觸、詩意的敘事和對人性幽微的深刻洞察，寫就了《妻妾成群》、《紅粉》、《黃雀記》等一系列經典之作，作品被譯為數十種語言風靡全球，是國際知名度最高的中國當代作家之一。二零二五年底，蘇童潛心打磨十一年，將百萬字初稿反覆刪減重寫至四十七萬字定稿，推出長篇力作《好天氣》。作品一經出版便席捲海內外各大文學榜單，包攬二零二五年「亞洲週刊全球華人年度十大小說」之首、收穫文學榜、「十四五」 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等多項榮譽，被評論界譽為蘇童創作生涯的又一座高峰。
時隔兩年，蘇童回歸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系列」活動，將於七月十七日為讀者帶來《生活與創作》主題演講，共探四十餘年創作生涯中生活與文學的相互滋養。
《好天氣》以蘇童最熟悉的江南城郊為背景，核心空間設定在名為「鹹水塘」的水域兩岸——塘東是煙囪林立的牛奶廠工業區，塘西是世代以殯葬業維生的鄉村，一汪池水隔開兩個世界，也牽起蒲招娣與黃招娣兩位同名女子及其家族三代人數十年的命運糾葛。故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一副棺材的歸屬之爭展開，隨著時代浪潮翻湧，工廠興衰、城鄉變遷、觀念更迭一一在鹹水塘兩岸鋪展。小說反覆出現的「白天氣」、「黑天氣」、「酸天氣」，既是作者對童年化工廠廢氣污染的真實記憶，更是時代變遷的核心隱喻。當鹹水塘終於迎來澄澈的「好天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卻早已在歲月中走散。
蘇童坦言，《好天氣》的創作源於他對「郊區」這一特殊空間執著數十年的情結。他從小生長在蘇州城北的城鄉結合部，工廠煙囪與鄉村農田犬牙交錯，柏油路盡頭便是泥濘田埂，這種獨特體驗成為他整個文學世界的原點。從早年的《城北地帶》到《黃雀記》，蘇童筆下的地理座標始終圍繞這片區域延展，這一次他將目光從香椿樹街移開，投向更廣闊的城鄉結合部，試圖以文字為正在消失的中國郊區留下一部誠摯輓歌。為了還原最真實生活，他多次回到舊居地採訪，記錄即將被時代淹沒的民間記憶。書名從《鹹水塘史》改為《好天氣》，體現了他對文字的極致苛求，從而選擇更具開放性與象徵意義的標題，讓這部地域寫作擁有了觸及普遍人性的力量。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先鋒姿態登壇至今，蘇童從未停止對寫作邊界的探索，從首篇短篇小說《第八個是銅像》到最新一部長篇小說《好天氣》，期間經歷了多次轉型，他自述「折騰是我寫小說的天性」。在《好天氣》裏，這種「折騰」體現得尤為明顯：上半冊以民間傳說與鬼怪敘事為日常賦魅，奶奶的鬼魂默默遊蕩在城北街巷，為荒誕現實添上一層溫柔的魔幻色彩；下半冊筆鋒一轉，工業化浪潮席捲而來，時代的去魅過程殘酷又真實，個體命運在洪流中顯得格外渺小。兩相對照，時代變遷的荒涼感與個體命運的飄零感更為動人。語言風格上，他刻意告別早年偏愛的西式敘事節奏，大量融入本土民間敘事韻味，「就像過去用鋼琴、小號寫作，這一次換成了嗩吶、二胡與笛子」。
儘管始終求新求變，蘇童創作的核心卻從未偏離對人性複雜性的冷靜審視，對邊緣人物命運的溫柔凝視。從《妻妾成群》深宅大院的女性悲歌，到《紅粉》時代夾縫的底層求生，再到《好天氣》兩位「招娣」半生的糾葛與堅韌，對女性群體的細膩書寫向來是蘇童作品最鮮明的標識。他從不將女性塑造成單一的受害者或聖母，而是呈現她們身上複雜的人性光輝。蘇童慣以旁觀者的冷靜筆調書寫命運的荒誕，不做直白的道德批判，卻總在細節處藏著深切的共情。從當年書寫青春的先鋒青年，到如今筆力醇厚的文壇中堅，蘇童始終行走在文學交叉的小徑上，守著文學原鄉也不斷拓展邊界。此次香港書展，讓讀者與蘇童相遇，在《好天氣》的文字裏，感受跨越地域與時代的文學共鳴。 ▇
（蘇童是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系列嘉賓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