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閥資源與體育行政深度結合
韓國足球隊世界盃出局,引爆球迷對足協長期治理失能的不滿,會長鄭夢奎隨後辭職。這種由財閥掌控、維護既得利益的「現代體制」,導致決策獨斷並削弱了國家隊實力。
六月三十日凌晨,大韓足球協會在韓國隊世界盃小組賽出局後提前宣布不舉行機場歸國儀式,但球隊落地仁川國際機場後,仍被約三百名自發前來的球迷圍住抗議。已經請辭的時任主教練洪明甫步入入境大廳時,現場聲浪驟然升高。球迷用近乎羞辱的詞句表達不滿:為什麼領取高額年薪的主教練,帶領一支陣容堪稱豪華的韓國隊,卻連三十二強席位都無法拿到?
洪明甫和首批球員離開約四十分鐘後,足協會長鄭夢奎搭乘另一航班現身,同樣沒有逃過噓聲。有人甚至向他扔出寵物磨牙棒,把失利後的憤怒變成赤裸羞辱。從競技層面看,韓國隊在關鍵戰不敵南非,確有冷門意味。可如果將這場失敗放回鄭夢奎掌舵韓國足協十三年的脈絡中,便可看出這是一場早已埋下伏筆的治理事故。

韓國民主化後,政權輪替早已成為常態。自一九九三年金泳三政府上台,到二零二六年李在明政府執政,韓國經歷八任總統,保守陣營和進步陣營五次實現政權交替。與此相對,大韓足球協會的最高權力長期缺少開放競爭。除趙重衍短暫擔任四年會長外,同一時間裏,韓國足協三十多年裏始終籠罩在「現代體制」的陰影下:現代集團創始人鄭周永之子鄭夢準執掌十六年;鄭周永侄子、HDC集團會長鄭夢奎又執掌十三年。
財閥掌控的體育行政
這種格局來自韓國財閥資源與體育行政的深度結合。職業體育發展早期,企業資本承擔俱樂部運營、青訓投入、國際賽事籌辦和足球外交等功能。大企業家掌管體育協會,曾被視為資源動員能力的保證。鄭夢準深度參與二零零二年韓日世界盃申辦和組織,韓國隊打入四強後,這種模式獲得成功敘事加持,現代家族也積累了繼續介入足球行政的象徵資本。榮耀沒有轉化為更透明的治理,反而沉澱為長期掌權的制度慣性。
鄭夢奎正是在這種慣性中進入足協權力中心。二零一三年,他在僅有二十四名代議員參與的會長選舉中當選。這些代議員來自地方足協和下屬聯盟,代表各級足球組織的頂層網絡。後來選舉制度擴展為百人以上選舉人團,球員、教練、裁判等類別代表被納入其中,但選舉依舊發生在協會內部市場。地方賽事需要預算,青訓項目需要補助,職業聯賽需要協調,協會幹部需要職位和委員會席位。鄭夢奎的優勢正在於,他既擁有泛現代家族的企業信用,又有經營職業俱樂部和職業聯盟的履歷,能夠向內部選舉人提供穩定預期:資金不會斷,項目不會亂,既有網絡的利益分配也不會被輕易打破。所謂「現代體制」,本質上是財閥資源、協會職位和預算分配長期嵌入韓國足球行政肌理。外部球迷憤怒再大,也無法影響這套以利益維繫的制度運轉。
腐敗也應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它未必總以現金交易的形式出現。公共資源被內部共同體長期佔有,正式程序被少數人意志掏空,規則無法約束權力,本身就是治理腐敗。韓國足協接受政府補助,管理國家隊和青訓體系,代表國家參加國際賽事,卻長期以封閉社團的邏輯處理公共事務。二零二四年文體部審計披露多項違規與不當處理,涉及主教練任命、天安足球綜合中心建設費用、補助金使用、非專職幹部諮詢費、教練資格管理等問題,並要求對鄭夢奎等高層採取重處分。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處分建議尚未真正落地,鄭夢奎便在隨後會長選舉中獲得壓倒性支持,第四次出任足協會長。
利用協會自治逃避問責
足協還掌握著一張制度護身符。國際足聯章程要求會員協會獨立管理自身事務,防止政府或第三方干預。這個原則原本用於保護足球免受政治權力操控,避免政府隨意干涉國家隊事務。韓國政府因此不能像整頓普通公共機構那樣直接接管足協,只能以審計、建議和制度整改為名追責。但組織自治需要可信的內部制衡為前提。當足協一邊用公共資源和國家隊身份獲取社會支持,一邊在接受問責時退回「協會自治」的安全區,自治就會變成避責工具。
鄭夢奎體制下的足協運行,長期帶有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指向。二零二三年,韓國足協突然宣布赦免一百名受處分足球人,其中包括二零一一年K聯賽假球案相關人員。假球傷害職業足球根基,足協卻試圖以「和解」之名打包處理。輿論強烈反彈後,決定被迫撤回,多名副主席和理事辭職。這個事件暴露了足協的倫理底線:內部人重新回到體系內,似乎比公眾對比賽公正性的信任更值得優先考慮。
鄭夢奎個人獨斷的行事風格也削弱了國家隊的專業基礎,集中體現就是洪明甫的主教練任命。原本用以評估候選人能力的國家代表戰力強化委員會,在實際選帥過程中被架空;沒有推薦權限的行政人員李林生,卻承擔了關鍵角色。理事會也未展開真正審議,只在結果對外公布之後,以書面決議補齊程序。儘管從選拔到任命似乎都沒有鄭夢奎的個人指示痕跡,但足協已經形成圍繞會長意志運轉的授權結構——會長不必親自走到前台,程序也會自動向少數高層的判斷讓位。
不敵南非是一場治理意義上的必然敗仗。孫興慜、金玟哉、李剛仁黃金一代球員本可支撐韓國隊取得更佳成績,足協的核心目標卻是穩定既得利益集團的分配關係。七月六日,鄭夢奎正式向韓國足協提交辭呈,結束了他長達十三年的任期。同一天,「韓國足球革新委員會」正式成立,由文體部長官崔輝永和韓國足球巨星朴智星擔任共同委員長。但它真的能夠切斷內部利益鏈條,挽回國民失去的信任嗎?依然需要時間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