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AI基建爭議如晚清鐵路，焦點不在科技發展，而在公共利益，這是地方民生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矛盾。

禤駿遠，Ian Huen，企業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畢業，香港中文大學比較及公共史學文學碩士。著有《The Rising Sons: China's Imperial Succession & The Art of War》及《What Bruce Lee Didn't Know About Kung Fu and Other Revelations About China》；新作《你說的是從前——清末與今日中國》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出版。電郵：[email protected]

七月十八日，美國四十二個州同日出現反對數據中心的示威，從維珍尼亞、喬治亞到德州、加州都有居民參與。各地訴求不盡相同，有人關心水資源，有人反對電費上升，也有人批評大型科技公司與地方政府在批准項目前缺乏透明度。路透社六月的民調顯示，只有百分之十四受訪者支持在自己社區興建支援人工智能的數據中心；德州當日有十八場示威，是全美最多。

這場反彈已由街頭進入政府討論之中。七月十四日，紐約州州長霍楚爾（Kathy Hochul）宣布暫停批准耗電五十兆瓦以上的大型新數據中心一年，成為美國首個實施州級大型數據中心暫停令的州。州政府將在這段時間制定統一的環境標準，評估數據中心對電網、水源與環境的影響，霍楚爾亦表示將推動取消大型數據中心的銷售稅優惠。這並非只是民主黨州份的政策，共和黨德州州長阿博特（Greg Abbott）要求州公共事業委員會和電網營運商ERCOT暫停新的數據中心電網接駁審批，先審核項目的用電、用水、稅務優惠、所有權及降低地方影響的措施。

地方阻力亦已直接改變投資。維珍尼亞Prince William County規劃多年的Digital Gateway數據中心原已取得地方批准，但經過多年居民反對和訴訟後，Blackstone旗下QTS在七月撤回計劃。亞利桑那州Tucson市議會則早在去年八月，在連串公眾抗議後一致停止推進價值數十億美元的Project Blue，爭議焦點包括用水、用電以及項目早期的保密安排。

新基建佔用水電土地

人工智能的高速發展，正在把原本隱藏於互聯網背後的基礎設施迅速放大。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估計，到二零三零年，數據中心可能佔全美用電約百分之十一點八，不同情境下可能介乎百分之九點五至十五點三。除了電力，伺服器亦需要冷卻系統、輸電網、後備發電設施和大片土地。各地居民因此提出電費、水源、噪音、農地和景觀等問題，也質疑數據中心享受稅務優惠後，能否帶來相稱的長期職位。

特朗普政府並沒有因此停止推動AI基建。去年七月，白宮仍把數據中心和相關能源設施列為美國保持AI競爭力的重要基建；今年三月，政府則推出「Ratepayer Protection Pledge」，要求大型科技公司自行承擔數據中心所需的新發電、輸電和電網升級成本，避免把費用轉嫁普通家庭。換言之，聯邦政策仍支持建設，但開始回應地方對成本分配的爭議。

這種圍繞新基建的爭論，在一百五十年前的中國也曾出現。一八七六年，英商怡和等在上海興建由上海通往吳淞的鐵路，全長約十四點五公里。這條吳淞鐵路並未取得清政府批准。清廷其後與英方談判，出資購回鐵路，一八七七年由沈葆楨下令拆除。後世常把此事視為清廷拒絕西方科技的代表，但相關研究指出，當時反對聲音也包括外國人未經中國政府批准築路，以及憂慮資本、工程材料和收益由外國控制；研究吳淞鐵路的學者David Pong更把相關反對與民族主義，而非單純守舊，聯繫起來。

當然，鐵路進入地方社會也產生非常具體的衝突。路軌需要土地，可能穿過農田、水道、村落和墳地，新的運輸方式亦威脅轎夫、挑夫、船工等傳統生計，風水、祖墳和地方秩序因而與土地及經濟利益交織在一起。甲午戰爭以後，鐵路的政治意義進一步改變。列強透過貸款和築路權擴大在華經濟利益，鐵路逐漸與外國勢力連在一起。一九零零年義和團運動期間，鐵路與電報線成為直接攻擊對象。義和團宣傳甚至明言要拆鐵路、拔電杆；破壞交通既可以阻礙外國軍隊，也具有排斥外國勢力的象徵意義。

但到二十世紀初，情況已經逆轉。湖南、湖北、廣東等地在一九零四至一九零五年前後出現收回路權運動，士紳、商人和地方精英要求把鐵路權利從外國投資者手中收回。中國人反對的已不再是「有沒有鐵路」，而是鐵路由誰籌款、興建和控制。一九一一年，矛盾達到高峰。清政府宣布，把四川、廣東、湖北、湖南等地由地方籌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西方銀行團借款興建。四川社會原本廣泛支持興建川漢鐵路，地方民眾亦購入股份。國有化宣布後，四川、湖北、湖南和廣東爆發保路運動。九月四川發生流血鎮壓，清廷再從湖北抽調軍隊入川，削弱武漢兵力；十月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迅速席捲各省。

晚清鐵路與今日美國數據中心，兩者真正相似的地方，因此或許不是兩個社會都在「反科技」。更相似的是，當一種新技術由實驗室和市場上的新事物，變成需要佔用土地、能源和公共資源的龐大基礎設施，問題便不再只是新技術好不好，而是誰得到利益、誰承擔成本，以及誰有權決定它建在哪裏。晚清用了「路權」來回答這個問題；一百多年後，美國正在為AI時代重新提出同一類問題。科技在變，人物在變，時代在變。但人類的生活與利益訴求從頭到尾都是一樣，所以歷史才會不停地重演。不是因為人們不學歷史，是學歷史不會改變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