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桃園電影節放映兩場中國大陸電影《給阿嬤的情書》，門票開賣五分鐘迅速售罄，電影裏的潮汕方言引起台灣民眾共鳴，為日益緊張的兩岸關係帶來難得的暖流。

台灣掀起《只此青綠》的熱潮並非最近才出現的單一現象，就在這部舞劇登台、七場演出場場爆滿之後不久，另一部來自中國大陸的電影《給阿嬤的情書》也在台灣電影節引起不小的反響。

八月十五日，《給阿嬤的情書》在二零二六桃園電影節「特別放映」單元舉行台灣首映，兩場門票開賣後不到五分鐘便全部售罄。電影以潮汕「僑批」（近代海外華僑透過民間或郵政管道，寄回國內家鄉的「信件與匯款合一」的特殊家書）為主線，講述鄭木生遠赴南洋謀生，妻子葉淑柔留在潮汕撫養子女，以及下一代跨國尋親的故事。幾代人因為一封封家書而牽在一起，也讓電影多了一層歷史的味道。

電影放映後，台灣觀眾的反應相當直接。有人形容，看這部電影就像吃潮汕的「油柑」，入口有點酸，但回味卻是甜的；也有人因為自己的祖父輩同樣有離鄉、遷徙的經歷，看得特別有感。新北觀眾黃小姐說，這部電影「不說苦，卻處處是苦；不說愛，卻字字是愛」。不少觀眾看完後沒有馬上離場，而是留在現場繼續討論和交流，有影迷甚至說，電影開場沒多久就已經忍不住掉淚。

潮汕話與閩南話同源

讓台灣觀眾感到親切的，還有電影裏大量使用的潮汕方言。潮汕話與台灣常見的閩南語同屬閩南語支系，片中「阿嬤」等稱呼對台灣人來說倍感親切。台灣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秘書長段心儀表示，電影裏「下南洋」的故事也很容易讓台灣人聯想到自己的歷史。早期台灣先民從中國大陸渡海來台，同樣有離鄉、謀生、寫信報平安，以及和家人長期分隔兩地的經歷。

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幾部大陸文化作品在台灣接連出現的票房與觀眾反應似乎透露出另一個訊號。從民族舞劇《紅樓夢》、青春越劇《我的大觀園》，到此次《只此青綠》，再到電影《給阿嬤的情書》，舞劇、戲曲、電影不同形式的作品都陸續在台灣找到觀眾。

這些作品的共同點並不是政治議題，而是它們各自帶著很鮮明的文化味道。《只此青綠》讓觀眾看見宋代山水與傳統工藝，《我的大觀園》從《紅樓夢》重新詮釋古典文學，《給阿嬤的情書》則透過潮汕方言、僑批與離散故事，碰觸家庭與故鄉的記憶。

對台灣觀眾來說，這些題材並不完全陌生。尤其是語言、飲食、戲曲、古典文學，以及上一代人離鄉、遷徙、寫信回家的故事，多少都能在台灣找到相似的生活經驗。也因此，觀眾走進劇場或戲院之後，看到的未必只是「大陸來的作品」，而可能是其中某一段自己熟悉的文化記憶。

《給阿嬤的情書》目前仍以影展放映為主，能否進入台灣一般院線，還要經過申請與抽籤程序。台灣發行方則希望透過租借戲院等方式增加放映場次，讓更多觀眾有機會看到這部電影。

從舞台上的《只此青綠》，到大銀幕上的《給阿嬤的情書》，兩岸文化交流似乎出現一些新的空間。官方層面的互動仍不容易，但觀眾對電影、舞蹈、戲曲等作品的興趣並沒有因此消失。

更有意思的是，這些觀眾未必抱著什麼特定目的走進劇場，可能他們只想看一部口碑很好的舞劇，也可能因為電影題材讓自己想起了父母、祖父母，或者一段家族往事。對他們而言，文化作品首先是作品，其次才是它來自哪裏。

這也讓兩岸文化交流有了另一個值得觀察的面向。政治上的分歧依然存在，甚至會影響一部作品能不能來台、能在哪裏上映，以及作品被如何解讀；但當燈光暗下來、電影開始播放，或者舞台上的舞者開始起舞，觀眾最直接的反應往往還是來自作品本身。

華夏科技大學講座教授高哲翰認為，《給阿嬤的情書》最特別的地方是沒有刻意追求華麗的電影效果，反而著重人物刻畫和情感。影片大量使用非專業演員，導演藍鴻春也採取比較樸實、接近紀錄片的拍攝方式，讓人物的情緒慢慢累積。沒有太多煽情的台詞，但家庭裏那些說不出口的牽掛反而更容易讓人感受到。

高哲翰指出，「僑批」不只是電影中的一個道具，它其實也是一段華人移民史的縮影。過去許多人為了生活遠赴南洋，能夠和家人保持聯繫的方式往往就是一封封家書。信裏除了文字，有時還夾著匯款，對當年的家庭來說，既是報平安，也是維繫一家人的重要方式。

電影沒有把這段歷史拍得很沉重，而是從一個家庭的故事出發，讓觀眾自己慢慢感受到那個年代的人為什麼要離開、為什麼要等待，也為什麼一封信可以等上幾十年。這也是《給阿嬤的情書》能夠讓台灣觀眾產生共鳴的原因之一。

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也到戲院觀看《給阿嬤的情書》，他認為這是一部「非常不錯的情感小品」，幽默之中又帶著催淚的情節，並形容它是「潮汕版《海角七號》」。兩部電影雖然背景完全不同，但都有一封來自異鄉的信，慢慢把過去的人與故事帶回現在。

但《給阿嬤的情書》在台灣受到注意，也有另外一層原因。由於大陸國台辦及官方媒體大力宣傳這部電影，甚至派員到現場採訪報道，使得電影在台灣不只是單純的電影話題，也被放進兩岸政治的框架裏討論。

綠營說沒有大中國敘事

梁文傑就認為，從電影本身來看，導演並沒有刻意講「大中國敘事」，主要還是在說潮汕人熟悉的下南洋故事。不過，電影所涉及的一些歷史背景，例如一九四零、一九五零年代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在片中並沒有完整交代。梁文傑認為，這些歷史問題相當複雜，也可能是導演選擇不深入處理的原因。他更直言，電影原本未必具有統戰意味，但當中國官方大力宣傳後，外界自然會開始從政治角度重新解讀。

這也反映出目前兩岸文化交流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作品本身是一回事，作品到了台灣之後被怎麼解讀，又是另一回事。這樣的情況，其實同樣出現在《只此青綠》身上。《只此青綠》本身講的是王希孟、《千里江山圖》以及宋代工匠的故事，沒有直接涉及當代政治。但當兩岸官方關係緊張、大型文化交流不如過去頻繁時，一部來自大陸的舞劇能夠在台灣一票難求，仍然具有特殊意義。

更重要的是，這並非單一現象。去年六月，民族舞劇《紅樓夢》來台演出，開票即告售罄；今年二月，青春越劇《我的大觀園》在桃園、台北連演五場，場場滿座；七月初，《只此青綠》七場演出同樣一票難求；如今《給阿嬤的情書》兩場電影票也在五分鐘內售罄。這些數字或許無法代表台灣社會對兩岸文化的整體看法，卻至少顯示，即使兩岸關係敏感，優質文化作品仍能找到自己的觀眾。

這種交流未必能改變政治，也不可能取代政治。但一部舞劇、一齣戲曲、一部電影，能讓原本相距遙遠的人坐在一起，看著同一個故事，產生各自的感動，至少提供了彼此理解的機會。

而在今天的兩岸關係裏，這樣的機會，已不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