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前總理朱鎔基八月十二日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八歲。消息傳出，各大媒體和評論員紛紛給出評價，「經濟沙皇」、「鐵血宰相」——這些標籤不能說不對，但多少有些臉譜化，抓住了他的性格稜角，卻沒有觸及他真正的歷史角色。
如果從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以來的經濟史看，能夠將一套政治理念轉化為實際運轉的經濟體制，只有兩次。第一次是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用短短幾年時間顛覆了中國延續數千年的經濟基礎，建立起計劃經濟體制；第二次就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兩次體制構建，一左一右，前者師從蘇聯，後者融入西方，都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大轉折。
而耐人尋味的是，後一次的架構設計師和施工總指揮，恰恰是在前一次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的朱鎔基。當然，朱鎔基能夠大刀闊斧進行市場化改革，背後少不了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政治決策與支持。在朱鎔基逝世之際，正值江澤民百年誕辰，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大型文獻紀錄片《江澤民》，其中第四集朱鎔基談到了當時江澤民如何高屋建瓴確定改革路線。兩人的高度默契和配合，成為中共歷史上難得再現的「江朱體制」。
一九五一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後，朱鎔基的大半個職業生涯都在計劃經濟體制內度過——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做的全是計劃經濟的活。然而，正是從這套體制中成長起來的人，成了最洞悉其弊端的改革者。從主政上海到主導中央經濟工作，市場化始終是他施政的底色。
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上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但方向歸方向，一整套制度——稅怎麼收、銀行怎麼管、國企怎麼改、房子怎麼分、關稅怎麼降——都需要人去設計、去推動、去落地。這個人，就是朱鎔基。從一九九一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到二零零三年總理任滿卸任，前後十二年，他幾乎在中國經濟的每一個關鍵領域都動了手術刀。
今天中國經濟運行的底層框架，包括分稅制、商業銀行體系、住房商品化、WTO框架下的對外貿易格局，基本上都是他那個時代搭建的。此後二十餘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固然有人口紅利、全球化紅利等多重因素，但制度基礎是朱鎔基打下的。
艱難推動分稅制改革
一九九三年下半年，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為推行分稅制改革，帶着財政部的人馬跑了十幾個省，一個省一個省地談，一個省一個省地做工作。據當時參與談判的財政部官員後來回憶，在廣東的座談會上，地方幹部的牴觸情緒非常大，有人當面質問：「中央把錢都拿走了，地方怎麼搞建設？」朱鎔基沒有發火，而是反覆算賬，一筆一筆地跟他們解釋稅收返還的機制設計，最終說服了廣東方面。整個過程緊張而艱難——當時的背景是，地方財政包乾制之下，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已經跌到不足三成，中央窮得要向地方借錢，宏觀調控幾乎無從談起。
一九九四年元旦，分稅制正式實施。核心思路很清楚：按稅種劃分中央稅、地方稅和共享稅，增值稅中央拿百分之七十五、地方留百分之二十五，設立國稅和地稅兩套徵管機構，徹底終結了此前各省五花八門的財政包乾辦法。
這一刀切下去，效果立竿見影。中央財政收入佔比迅速回升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此後穩定在這一水平。中央有了錢，才有能力搞轉移支付、搞社會保障、搞基礎設施的全國統籌。換句話說，分稅制奠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宏觀調控」那一條腿的財政基礎——沒有這條腿，所謂宏觀調控就是一句空話。
當然，分稅制的後遺症後來也逐漸顯現。地方政府收入被壓縮，事權卻沒有相應減少，由此埋下了日後地方政府高度依賴土地出讓金的種子，也客觀上加強了中央集權。這些問題在朱鎔基卸任之後越演越烈，到今天仍然是中國財政體制的核心矛盾之一。但公允地說，一九九三年那個時刻，中央財力枯竭、調控失靈的問題遠比日後的土地財政更加緊迫，分稅制在當時是不得不做的手術。
馴服通脹野馬
一九九三年朱鎔基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這在中國政治史上極為罕見——一個副總理親自去坐鎮央行。他做這件事的背景是：當年全國通貨膨脹率飆升，CPI漲幅一度超過百分之二十四，各地銀行違規拆借資金成風，金融秩序接近失控。
朱鎔基到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強行收回各地違規拆出的資金。據說他在一次內部會議上拍着桌子說：「銀行的錢不是誰想用就用的！」隨後推出了一系列硬措施：切斷財政向銀行透支的渠道、嚴格控制信貸規模、整頓金融市場秩序。到一九九六年，通脹率回落到個位數，經濟實現了所謂「軟着陸」——在沒有引發經濟硬衰退的前提下，把過熱的温度降了下來。這在當時被國際經濟學界視為一個相當了不起的成就。
更深遠的改革則是制度層面的重建。把中國人民銀行真正辦成獨立行使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分離政策性業務，成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三家政策性銀行，讓工、農、中、建四大行逐步向商業銀行轉型；一九九四年實施匯率並軌，把此前雙軌運行的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合二為一，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這一套動作的實質，是把計劃經濟下由行政指令分配資金的舊體制，改造為由市場機制配置金融資源、由央行通過貨幣工具進行間接調控的新框架。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讓金融回歸金融」。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國金融體系經受住了衝擊，人民幣頂住壓力沒有貶值。這既是朱鎔基作為決策者的魄力，也是此前幾年金融改革打下的制度底子在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
如果說分稅制和金融改革是在制度層面搭框架，那麼國企改革就是朱鎔基直接面對最複雜、最尖銳的社會矛盾的戰場。一九九七年，他提出了那個著名的目標：用三年左右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當時全國國有企業三分之二虧損，許多企業實際上已經資不抵債，卻因為「鐵飯碗」和社會穩定的考量，靠銀行貸款勉強維持。
朱鎔基一九九八年就任總理後，開始落實國企三年脫困，推行的思路是「抓大放小」：大型骨幹國企通過兼併重組、債轉股（把銀行貸款轉為股權，減輕企業負債）做大做強，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的現代企業制度；中小國企則放開搞活，允許關停併轉、出售甚至破產。他曾在不同場合反覆說，國企改革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心環節」。
千萬國企工人下崗
改革推進的力度之大、波及之廣，遠超此前任何一次企業調整。數以千萬計的工人下了崗。在東北老工業基地，整條街道的人都在同一天失去了工作。社會陣痛是真實的、巨大的。朱鎔基也並非沒有考慮配套措施——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再就業服務中心、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都是在他任內建立起來的。但客觀而言，這張安全網編織得太粗、太薄，遠遠不夠兜底。很多下崗工人領到的生活費只夠餬口，再就業培訓流於形式，而當年國企改制過程中的國有資產流失、管理層暗箱操作等問題，至今仍被許多親歷者耿耿於懷。
這是朱鎔基改革中最受爭議的部分。從宏觀數據看，改革效果是顯著的：到二零零零年前後，國有企業整體扭虧為盈，一批大型國企在資本市場上市，競爭力大幅提升。但那些被改革洪流淘汰的普通工人，他們付出的代價，並沒有得到充分的補償。「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改革邏輯，在這個領域體現得最為淋漓，代價也最為沉重。
一九九八年是朱鎔基就任總理的第一年，也是亞洲金融危機衝擊最嚴重的一年。內外壓力之下，他推出了兩項在此後二十年深刻重塑中國經濟面貌的改革。
一是住房制度改革。當年七月國務院發布文件，正式宣布停止實物福利分房，全面推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和商品化。同時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發展個人住房貸款，允許居民以優惠價格購買原有公房並獲得產權。這一改革的直接目標是在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擴大內需，但它的長遠影響遠超預期——房地產從此成為中國經濟最重要的支柱產業之一，帶動了上下游數十個行業，也催生了此後持續二十年的房價上漲週期。對於普通家庭而言，住房成為最大的財富來源，也因此造就中國第一批城市中產階層，為長達近二十年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內需基礎。當然，房價過快上漲而居民收入跟不上導致的發展失衡，讓不少家庭揹負沉重的負擔。
二是加入WTO。從一九九二年開始，中國就在為「復關」（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和後來的加入世貿組織進行談判。朱鎔基是談判後期的實際主導者。一九九九年四月，他在訪美期間與美方進行了一輪關鍵談判，據參與者回憶，朱鎔基在談判桌上做出了相當大的讓步——降低農產品關稅、開放電信和金融服務市場、取消多項進口配額。這些讓步在國內引發了激烈爭論，不少部委和行業代表認為步子邁得太快。但朱鎔基的判斷是：中國經濟需要以開放倒逼改革，不融入全球規則體系，國內的市場化改革就缺乏外部壓力和參照標準。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國正式成為WTO第一百四十三個成員國。此後的事實證明，入世極大地釋放了中國的出口潛力和製造業競爭力。中國迅速成為「世界工廠」，外貿依存度大幅上升，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被吸納進出口導向型的工業體系。可以說，入世與住房改革，構成了此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兩大引擎——一個拉動外需，一個拉動內需。
朱鎔基的改革有一條清晰的主線——市場化。但市場化並非萬能藥，在某些本應由政府承擔更多責任的領域，市場化帶來的後果是負面的。
教育醫療被過度市場化
醫療和教育是兩個最突出的例子。在朱鎔基任期內，公立醫院被推向市場，政府投入大幅削減，醫院不得不靠「以藥養醫」維持運轉，看病貴、看病難從此成為中國社會最突出的民生難題之一。教育領域同樣經歷了產業化浪潮，大學擴招與高收費並行，教育不公平加劇。這些問題當然不能全部歸咎於朱鎔基一人，但在他主導的整體市場化邏輯下，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的退出確實走得太遠了。
分稅制的長期後果前面已經提到。當地方政府在分稅制下失去了充足的稅收來源，卻仍然承擔着基礎設施建設、社會服務等大量支出責任時，土地出讓金就成了最便捷的「第二財政」。由此形成的土地財政和地方債務問題，在朱鎔基卸任後的十年間越演越烈。國企改革中對下崗工人的安置不足，前面也已述及。那一代工人為改革付出的代價，至今仍是中國社會的一道傷痕。
二零零三年三月，朱鎔基在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中說了一句總結性的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這句話低調而準確。他沒有說「建成」，而是說「初步建立」——框架搭起來了，運轉起來了，但遠遠談不上完善。
回頭來看，朱鎔基主導的改革，本質上就是把十四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一個政治概念變成一套可操作的制度體系。分稅制建立了宏觀調控的財政基礎，金融改革建立了貨幣調控的制度框架，國企改革讓企業成為市場主體，住房改革培育了最重要的要素市場，加入WTO則讓這套體系接入了全球經濟網絡。這些改革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咬合、相互配套的——改了財稅才能管住貨幣，管住貨幣才能推進企業改革，企業改革才能適應開放競爭。這是供給層面，需求層面從住房改革和加入WTO着手，內需外需兩個循環同時打通，整體推進、重點突破，這是朱鎔基的改革方法論。
對弱勢群體保護不足
他的改革當然不是完美的。過度市場化的後遺症、對弱勢群體的保護不足、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失衡，都是真實存在的問題，有些至今仍在困擾中國經濟。但如果沒有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那個關鍵窗口期的強力推進，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很可能會在部門利益和地方博弈中拖延擱淺，鄧小平提出的市場經濟路線不知還要多久才能落地。而如果錯過了九十年代全球化加速的歷史窗口，中國經濟融入世界體系的進程也將大為不同。
歷史不會為任何人停留。江澤民、朱鎔基這一代人看準了時代潮流與風向，推着中國趕上了二戰以來全球化的尾班車。這是朱鎔基最大的歷史功績，也是評價他時最不應該被忽略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