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不滿韓國拒絕配合對伊朗行動，轉而接觸金正恩，要重啟與朝鮮對話，但朝鮮未明確表態。李在明要奪回戰時指揮權，爭奪半島和平話語權，爭取中國納入多邊對話。
韓美每年下半年最重要的戰區級聯合演習今年突遭華府削減，原定十一天的日程僅進行五天，第二階段反攻演練全部取消。之前美國總統特朗普透露，他曾要求韓國配合美國在伊朗的軍事行動，但被韓國總統李在明拒絕，引發白宮不滿，轉向開闢與朝鮮通話的渠道。特朗普下令縮減演習的前一天，李在明剛剛在光復節講話中提出啟動終戰對話，將延續七十餘年的停戰體制轉為和平體制。隨後訪問韓國的中國外長王毅也公開支持韓朝和平共處。短短一週內，半島似乎同時出現了幾條通往對話的路徑。
首爾從中看到的，卻是在相似和平表述下，各方立場的分歧。特朗普希望重拾第一任期的領導人外交，把朝鮮核問題重新帶入自己同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個人交涉；北京在支持和平共處的同時，把美國放棄對朝「敵視政策」視為緩和局勢的起點；平壤保留了美朝領導人之間的私人關係，卻繼續拒絕首爾提出的對話，並以導彈試射顯示強硬立場。三種路徑的出發點各不相同，卻沒有一條能夠保證韓國參與議程定義和實質交易。李在明希望藉機奪回戰時的作戰指揮權與半島和平的話語權，需要符合韓國長遠利益的和平安排。
韓國不願再次缺席
平壤早在二零一九年便公開要求韓國退出朝美談判。板門店會面中，為首次朝美峰會搭橋的韓國時任總統文在寅只參加了三國領導人短暫交談的公開環節，沒有列席特朗普與金正恩的閉門會議。這並非臨時安排：朝鮮外務省在會面前三天便直言，朝美對話的當事方只有朝鮮和美國，根本不是韓國可以插手的問題。
七年以後，韓國的處境更加不利。朝鮮不斷強調「敵對的兩國論」，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務部部長金與正也宣稱雙方「沒有坐下來談的事，也沒有需要討論的問題」。俄朝軍事合作深化與中朝關係回暖又為平壤增加了外部迴旋空間，借助首爾接近華盛頓的需求也進一步下降。排除韓國已成為朝鮮堅持的一項談判策略：朝鮮希望以事實上的擁核國家身份同美國直接交涉，由華府提供安全保證並推動制裁鬆動，同時把韓國降為需要美國管理的「附庸」。
朝鮮核問題長期居於韓國對朝政策的中心，在保守派政府任內更常被視為改善南北關係的先決條件。無核化一旦成為進入談判的門檻，交易就會集中於華盛頓願意提供何種安全保證、平壤願限制多少核能力，而韓國能施加的影響相當有限。
嚴格意義上，一九五三年簽訂的《朝鮮停戰協定》只是終止了大規模軍事行動，半島仍處於停戰而非和平狀態。協定由朝鮮人民軍、中國人民志願軍和聯合國軍三方軍事司令官簽署；反對停戰的李承晚政府沒有作為獨立一方簽署協定。李在明政府則把這一歷史缺口作為開啟下一階段談判的入口，將朝核問題嵌入停戰體制向和平體制轉換過程。他重新排序了核問題和南北和解，背後是一項清晰的權力計算：若繼續以朝鮮棄核為談判起點，主要交易將圍繞美國願意解除多少制裁、朝鮮願意限制多少核能力展開，對此只能施加有限影響的韓國很可能被邊緣化。但若把停戰體制向和平體制的轉換置於前列，就會觸及南北軍事分界線、常規軍力部署等議題，始終無法繞開作為直接當事方的韓國。
在光復節講話的結尾，李在明把韓國稱為半島和平的「助推者」和「當事方」。重新定義談判目標，使韓國在議程設置上不再如此被動，卻沒有自動賦予首爾決定和平條件的能力。政治承諾能否落實，在很大程度上仍取決於軍事籌碼。韓國在談判桌上的分量，取決於它能否影響聯合防衛體系對風險和代價的判斷。
聯合防衛的權責落差
對平壤而言，縮減軍演遠比首爾的和平演說更具現實意義。它意味著華盛頓願意把韓美軍事安排納入對朝交易，韓美聯合防衛體系中的事前協調也暴露出裂縫。特朗普一向不滿美國承擔過重的盟國防衛義務，縮減軍演在其計算中既可降低演訓成本，又能為對朝接觸創造條件。但首爾更可能感到刺骨的寒意：按照韓國外長趙顯的說法，特朗普的縮減指示事先沒有通知韓國政府，韓美隨後才就日程調整展開協商。華盛頓先將事關韓國安全的聯合演習轉化為對朝信號，美國掌握平壤最希望看到的讓步，韓國卻承擔主要軍事風險。
李在明此前已經把戰時作戰指揮權轉移列為任內目標，軍演爭議為這一主張提供了最新的現實依據：韓國承擔的防衛責任，與其在聯合指揮體系中的制度地位並不完全相稱。韓國擁有約四十五萬名現役軍人，是駐韓美軍人數的十五倍有餘，構成半島防衛的常規主體力量。然而一旦半島轉入戰爭狀態，被配屬的韓美部隊將由現行聯合司令部統一指揮，司令由美國四星上將擔任，韓國將領擔任副司令。這其中的權責落差在於，韓國承擔國土損毀和人員傷亡的主要代價，美方則因掌握戰略增援、情報監視與核威懾等關鍵能力，長期佔據聯合指揮鏈條的最高位置。
按照兩國擬定的轉移方案，未來聯合司令部將改由韓國四星上將擔任司令、美國四星上將擔任副司令，並繼續接受兩國國家統帥機關共同制定的戰略指針。職位互換只是最直觀的變化，韓國真正寄望的是背後的制度權力，即對聯合司令部內部軍事判斷的形成過程施加更大影響：韓國將領將在作戰籌劃和已撥交聯合司令部的兵力運用中居主持位置，能更直接影響聯合戰備判斷。
這與李在明的終戰構想形成了連接。和平體制落實到軍事層面，關鍵在於朝鮮採取何種程度的克制，韓美才會相應調整多大程度的戒備。由韓國將領主持未來聯合司令部，可以使首爾對威脅程度和對等關係的判斷更早進入聯合作戰計劃，增強韓國在後續軍事落實中的參與能力，減少華盛頓先同平壤確定讓步、韓國隨後被動適應的可能。
然而，移交戰時作戰指揮權依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韓國被邊緣化的風險。要把提高後的軍事地位轉化為固定的談判席位，韓國還必須改變對話的外部結構，使朝美無法僅靠雙邊交易完成一套半島方案。此時到訪首爾的王毅，恰好為韓國提供了把可能出現的朝美接觸向多邊進程延伸的接口。
無法忽視的中國力量
多邊化的作用來自各方掌握的權力無法相互替代。美國可以向朝鮮提供安全承諾，卻不能代替韓國決定南北軍事關係，也不能單獨解除安理會設立的聯合國制裁。從七世紀唐朝與新羅結盟改變半島格局，到七十餘年前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在停戰協定上簽字，中國長期是半島秩序重組中無法忽視的外部力量。除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身份外，中國還是朝鮮最大的貿易夥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也繼續維繫雙方的安全聯繫。
一旦將中國納入對話，半島局面便會呈現出一種有趣的制衡。顯而易見的是，北京與華盛頓對和平進程的理解不同。中國把美國改變對朝敵視政策置於緩和局勢的起點，美國則希望通過領導人外交壓縮談判程序，在短期內取得可見的政治成果。一方要求改變先決條件，一方尋求縮短決策鏈條，兩套方案都難以獨自構成完整的和平安排。
經常被忽略的是，中朝之間也沒有形成一致的和平方案。朝鮮宣稱無核化已經不可逆地終結，這一立場從未得到中國的公開支持；朝鮮核導力量持續擴張，也在客觀上推動美日韓加深安全合作。從利益出發，北京需要維持自身在半島事務中的影響力，首爾則要阻止朝美會談把自己排除在外。原本立場相距甚遠的中韓兩國由此形成有限的重疊：中韓都有理由防止未來的半島安排被朝美雙邊交涉完全壟斷。
以停戰體制轉換重新定義談判目標，以推動戰時作戰指揮權轉移增加軍事分量，再以加強對華協調拓展對話結構，李在明試圖形成一套保留韓國談判席位的組合安排。他希望提高一項繞過韓國的朝美交易直接轉化為半島秩序的難度。眼下出現的還不是半島的「新章」，圍繞新章書寫權的爭奪卻已經開始。首爾所爭取的主導權，歸根到底是確保涉及韓國戰爭與和平的任何安排，都不能在沒有韓國參與的情況下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