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前總理朱鎔基八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八歲。這位以敢言聞名的前總理在告別政壇廿三年後，也告別這個世界。朱鎔基以勇於任事知名，上任後領軍，推動多項棘手的改革，如清理「三角債」、匯改、分稅制改革、國企改革、銀行改革，他排除萬難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善用全球化紅利，借力打力，推動制度變革。他為中國經濟脫下了「馬列主義」緊身夾克，讓中國輕裝上陣，加入了全球市場，讓民企與國企發揮雙引擎作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同時他參與締造的中國，搖身一變成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讓國企與民企的雙引擎煥發蓬勃生命力，培育人才，為今日「創新中國」奠定基礎，成為改變世界的大國。
朱鎔基接手時，中國還是百廢待興，他告別總理職務時，中國已是一個「隱身的巨人」，正躍躍欲試，展現出「和平崛起」的態勢。中國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二零零一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僅約十一點一萬億元人民幣（約一萬五千四百億美元），排名世界第六，全球佔比約百分之四，到二零二零年則達到一百零一點六萬億元人民幣，全球佔比約百分之十七點四，僅次於美國。更重要的是，二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騰飛，對全球經濟增長年均貢獻率近百分之三十。
朱鎔基一九二八年生於長沙，自幼失去雙親，堪稱命運多舛。一九四七年考入清華大學電機系，翌年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一九四九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五一年畢業後，他被分配到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計劃處，未滿三十三歲便任生產計劃室副主任，早早進入國家經濟規劃體制。朱鎔基個性耿直，處事雷厲風行，敢為天下先，正所謂「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朱鎔基在建國後的政治風浪裏生存下來，並在日後成為總理，拯救中國經濟，得益於眾多「老領導」的保護與支持。在東北，他的「老領導」包括安志文、袁寶華，他們都為朱鎔基的仕途保駕護航。
一九五二年，中共中央將五個大區的地方局書記（東北局高崗、華東局饒漱石、中南局鄧子恢、西南局鄧小平、西北局習仲勳）調入中央，即所謂「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一馬當先即是東北局的高崗，擔任新成立的國家計委主席，朱鎔基也跟隨高崗麾下的馬洪、安志文等調進新成立的國家計委。
打成右派痛史
作為共和國的青年經濟規劃幹部，朱鎔基卻在五年後的「反右運動」中吃盡苦頭。他後來自述，只在局裏講了三分鐘，卻在不足一年後被正式劃為「右派分子」。因此準確說法不是泛泛的「右傾」，而是有組織結論和處分的「右派」：撤銷副處長、行政降兩級、開除黨籍。但過程裏，包括安志文等老領導對他加以保護，讓他留在系統內教數理化，後來又以工程師身份做工業綜合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湖北襄樊的國家計委五七幹校勞動五年，種麥、種稻、放牛、養豬，也做過炊事員；一九七五年後又到石油工業部管道局電力通信工程公司，從訓練徒工爬電線桿做起。但至少得以保存性命，以備日後再起。
到一九七八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馬洪把他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錯劃右派的結論獲糾正，黨籍和職務恢復。袁寶華任國家經委副主任時，與主任康世恩把他召回經委。一九八五年再升任經委委員兼技術改造局局長，翌年升副主任，此時朱鎔基已五十七歲，得以在短時間裏再扶搖直上，還得益於另外兩位貴人：鄧小平、江澤民。在一九八七年，朱鎔基調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翌年當選市長，在時任市委書記江澤民領導下處理物價、菜籃子、交通、住房、外資和工業改造。 前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吳官正曾說過：「偉大的鄧小平與偉大的江澤民選擇了偉大的朱鎔基。」
在一九九一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朱鎔基，上京任副總理，兩年後，六十四歲再由中央候補委員越級進入政治局常委，六十九歲擔任總理，在當時中國官場裏堪稱是「大器晚成」。
至於與鄧小平相處，則是朱鎔基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期間，多次陪同鄧在滬考察，討論上海浦東開發和金融改革。一九九一年鄧勉勵上海思想更解放、膽子更大、步子更快；一九九二年又稱選幹部要懂經濟。這些描述都隱隱指向朱鎔基，可以作為新一代幹部的楷模。朱鎔基也憑著他獨特的經歷，在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時掌舵，推動中國加入全球市場，並在過程裏改變世界。
鄧小平南巡危與機
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重啟改革，市場與地方活力奔湧而出，宏觀失序也迅速浮現。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百分之十二點八，固定資產投資、信貸與開發區同步過熱。到一九九四年，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百分之二十四點一，城市漲幅更達百分之廿五。地方政府以銀行貸款上項目，國企依靠信貸維持生產和就業，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的比重在一九九三年只剩百分之廿二。一個高速增長的中國，同時面對通脹、財政失血、企業虧損和金融風險。
朱鎔基當時兼任副總理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他先以整頓開發區、清理違規集資、控制信貸和壓縮重複建設為經濟降溫，又竭力保存改革動力。既要避免國企與地方經濟硬着陸，也要避免惡性通脹，朱鎔基卻成功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平抑了通脹，令經濟「軟着陸」。
其後，朱鎔基接連推動清理「三角債」、匯率改革、分稅制改革，成立三家政策性銀行，把政策貸款與商業銀行逐步分開等等一系列改革。 並且在準備「入世」的過程裏，推動國企改革，「抓大放小」，把能源、電訊、交通等關係國計民生的資產整合成大型集團，引入公司治理與資本市場紀律；「放小」則讓地方中小國企改制、出售、租賃或退出。其效果是雙重的：國有資本向戰略部門集中，民營企業也獲得設備、廠房、人才和市場空間。奠定今日中國國企與民企雙龍出海，在經濟上並駕齊驅的特性，練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經過十五年的持續談判，在朱鎔基任內的二零零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第一百四十三個成員國。入世承諾涵蓋關稅、配額、服務業、貿易權、透明度、知識產權和國民待遇。朱鎔基清楚市場准入會衝擊農業、汽車、金融和部分國企，但他也把入世作為倒逼改革的良藥。
中國「入世」五大優勢
「入世」為中國經濟帶來五方面的紅利。第一是更大的出口市場，企業可以用規模攤薄成本；第二是外商直接投資，把設備、技術與全球訂單一起帶來；第三是供應鏈學習，中國廠商在交貨、品質和認證中升級；第四是制度信用，較透明和可預期的規則降低交易成本；第五是競爭壓力，國企、民企與政府部門都要提高效率。
香港也在這個過程裏成為中國連通世界的橋樑，尤其是香港的金融市場，為大量中國企業融資提供了渠道。一九九三年青島啤酒成為首家H股公司，其後中國移動、中石油和中石化等大型企業相繼來港上市。香港把國際資本、審計、法律和資訊規則帶進內地，再把中國企業引介給世界。二零零二年內地對香港出口五百八十五億美元，二零零三年增至七百六十三億美元；相當部分雖屬轉口，轉口本身正體現香港作為貿易、航運、金融和專業服務樞紐的價值。朱鎔基善用全球化，也善用了香港。
中國入世，既讓中國加入了全球化的行列，同時也改變了世界本身。世貿組織形容，佔全球人口逾五分之一的十三億生產者和消費者正式進入多邊貿易制度，世貿才更接近真正的「世界」組織。二零零零年中國佔全球貨物出口百分之三點九，居第七；到二零二零年，增至四點四七萬億美元，年均增百分之十一點六。中國早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業生產國和出口國。在朱鎔基改革的多年後，中國也慢慢由世界規則的參與者，變成制訂者。中國吸收外資存量由二零零零年約兩千億美元增至二零二零年接近兩萬億美元，對外投資存量則升至二點三萬億美元。中國由被動接受外資，逐步變成投資者、買家、競爭者和規則參與者。
個人與國家重生
歷史從來由無數人推動，關鍵人物的作用在於改變軌道。朱鎔基通過一系列艱難的改革，奠定時至今日的中國經濟基礎，在國家最需要重整秩序的年代，把國家機器、企業制度和世界市場接合起來。朱鎔基是中共歷史上第一位成為正國級領導人的右派，個人命運因國家改弦更張而重生。朱鎔基的命運因為改革而被改變，他領導的改革，又把無數中國人的命運改變。他改變了中國，他雖然逝去，但共和國的豐碑上有著他改革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