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正在進行一場外交路線的探索：將歷史遺留問題和對日合作分軌管理。在八月十五日的光復節講話中，總統李在明提出既要追繳親日反民族行為者非法積累並由後代承繼的財產，也要「創造新的韓日關係之光」。
今年六月公布的《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收歸國有等特別法》為追繳提供了法律依據，收歸國有的財產將用於禮遇獨立有功者和改善後代的生活條件。負責追繳的親日財產調查委員會由總統直屬，法務部負責籌備，活動期限最長為五年。盧武鉉政府成立的第一期委員會將一百六十八名親日人物的遺留財產收歸國有，合計約兩千三百七十三億韓元（約一點七億美元）。據韓國政府估計，第二期委員會至少可追繳三百二十五億韓元。
這項政策首先是韓國民主化以後持續進行的歷史正義工程。親日派依靠殖民權力積累的土地和財富由後代繼承，然而獨立運動者因入獄、流亡或者變賣家產支持抗日，許多家庭在光復後長期承受貧困。光復會去年對八百五十名獨立有功者後代的調查顯示，百分之五十二的受訪家庭月收入不足二百萬韓元，大致相當於一名全職最低工資勞動者的月薪。新法根據財產來源劃定追繳邊界，不把後代的血緣身份作為追索依據，意在阻止親日所得繼續通過繼承和交易轉化為受法律保護的私人財富。
追繳親日財產還有一層現實政治功能，即為李在明的對日轉向提供國內緩衝。他在野時曾把尹錫悅政府的強徵勞工第三方代償方案——由韓國財團代替日本企業支付判決金——斥為「堪比三田渡之辱的外交史最大恥辱」（「三田渡之辱」源於朝鮮仁祖在丙子胡亂戰敗後向清太宗行三拜九叩降禮，成為韓國政治語言中對外屈服的極端象徵）。就任總統後，他卻從國家信用出發，保留了這套框架，這一選擇招致強徵勞工受害者支援團體和進步派市民組織批評。重啟調查向進步派支持者傳遞歷史清算繼續進行的信號，客觀上是對核心支持層的解釋，以此為對日合作提供政治補償。
李在明政府迄今為止表現出比盧武鉉和文在寅政府更積極的對日合作姿態。同一篇講話中他回顧過去一年的穿梭外交，主張繼續擴大供應鏈、能源和尖端產業合作，並將推動韓日和解的《金大中—小淵惠三共同宣言》作為參照。在朝鮮武裝力量持續增長、傳統盟友美國的不確定性抬升、中東動盪暴露能源短板等現實利益驅動下，韓日很難因為歷史爭議而擱置經濟和安全合作。
東京也在平衡外交需要和歷史政治。李在明講話的幾個小時前，以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為首的四名閣僚與多名自民黨幹部參拜靖國神社。首相高市早苗沒有前往，僅以自民黨總裁身份奉納祭祀費。這種安排形成了實際上的政治分工：保守派向國內傳達國家正常化信號，首相隱去為外交保留空間。需要強調的是，兩國當天的紀念活動性質迥異。日本閣僚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反映其戰爭責任認知曖昧，這種歷史認知的後退又與日本解除戰後安全約束的進程重疊。雙方都試圖把國內歷史政治控制在不會摧毀現實合作的範圍內。韓國外交部和國防部分別召見日本駐韓使館總括公使與防衛駐在官後沒有升級事態，日本則不對親日財產追繳進行回應，雙方都保持了微妙的克制。
然而議題分隔面臨更深的結構性約束，主要來自日本安全政策的質變。高市政府正在推動把自衛隊寫入憲法，執政聯盟中的日本維新會進一步要求刪除憲法第九條第二款、承認完整的集體自衛權並設立「國防軍」；在軍事能力上，日本也在建設遠程反擊、聯合作戰和海外後勤體系。更強的日本軍力能夠威懾朝鮮、填補美國力量缺口，具有首爾無法忽略的現實價值。日本軍事力量一旦取得覆蓋朝鮮半島的遠程投射能力，也會改變韓國社會對其安全角色的判斷，使殖民時期的歷史記憶重新進入現實政治。
日本軍力影響半島局勢
一旦日本在半島安全中的角色繼續擴大，歷史與安全便會重新匯流。對韓國而言，日本軍事能力的規模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它以何種法律身份、在多大範圍內進入半島事務，同樣決定著安全合作的上限。日韓目前得以靠近，有賴於雙方將供應鏈、安全與外交合作向前推進，同時把殖民責任和受害者問題留在相對獨立的軌道中處理。追繳親日財產與參拜靖國神社出現在同一個光復節，已經說明兩條軌道始終相鄰，任何越界都可能使它們再次交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