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一九九零年代是一個極為關鍵、也極為艱難的轉折期。計劃經濟的舊體制尚未完全退出，市場經濟的新秩序又遠未成熟；國有企業經營困難、金融秩序混亂、財政收入下降、通貨膨脹高企，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使中國經濟改革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朱鎔基成為中國經濟改革最重要的操盤手之一。從一九九一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到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三年出任國務院總理，他以強硬、果斷、務實、敢於負責著稱。朱鎔基的歷史角色是一位為市場經濟「鋪軌」的人，他未必創造了所有改革，但許多改革卻是在他的強力推動下落地。今天回頭看，一九九零年代中國建立市場經濟基本框架的許多重要制度，都與朱鎔基時代密切相關。
朱鎔基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把中國經濟改革從「摸索」推向制度化。一九九四年財稅體制改革，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改革，為中央進行宏觀經濟調控提供了重要財政基礎。金融改革同樣具有歷史意義。朱鎔基曾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直接處理金融亂象。他推動整頓金融秩序，強化中央銀行職能，並逐步建立銀行業的商業化運作機制。其核心理念十分清楚：金融機構不能再只是行政命令下的資金分配工具，而必須按照經濟規律與市場規則運作。
國有企業改革更是朱鎔基任內最艱鉅的任務之一。當時大量國有企業效率低下、虧損嚴重，企業冗員與歷史包袱沉重。他提出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並推動「抓大放小」，讓大型國有企業透過重組、兼併和改革提高競爭力，同時讓部分中小型國企退出市場。
這場改革代價極大，大量職工下崗，傳統「鐵飯碗」逐步瓦解。它打破了國有企業「只進不退」的僵化格局，為後來中國企業走向市場競爭奠定基礎。
朱鎔基改革的影響並不局限於財政、金融和國企，他任內推動住房制度改革，逐步終結以福利分房為核心的傳統住房制度，使住房開始成為商品。這項改革後來深刻改變了中國城市居民的生活，也直接催生了規模龐大的房地產市場。此外，朱鎔基還推動國務院機構改革，精簡政府機構與人員，強調政府職能轉變，政府應該減少直接干預。
這些改革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制度轉型：企業走向市場、金融走向市場、住房走向市場、政府職能重新定位，社會保障逐步制度化。
朱鎔基另一項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是宏觀經濟調控。一九九零年代初，中國經濟曾出現房地產熱、股票熱和開發區熱，大量資金湧入部分過熱產業，金融秩序混亂，通貨膨脹快速上升。面對過熱的經濟形勢，朱鎔基採取強力緊縮措施，整頓金融秩序、控制信貸與投資，使經濟逐步降溫。他並沒有讓經濟在「硬著陸」中崩潰，而是努力實現所謂「軟著陸」。這使中國在控制通脹的同時，仍維持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
亞洲金融危機巨大考驗
真正考驗朱鎔基的，是一九九七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當時泰國、印尼、韓國等亞洲經濟體相繼遭受金融衝擊，貨幣大幅貶值，金融市場動盪。中國同樣受到出口下滑、外部需求減弱以及國有企業改革陣痛的雙重壓力。朱鎔基選擇擴大內需，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透過發行國債增加基礎建設投資。這些改善了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成為中國此後多年高速增長的支撐。
更重要的是，中國當時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避免了亞洲貨幣競相貶值的惡性循環。這項政策既有助於穩定中國經濟，也提升了中國在亞洲金融體系中的信用與影響力。
朱鎔基任內另一項具有長期影響的重大事件，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入ＷＴＯ意味著中國必須進一步降低關稅、開放市場、改革國內制度，接受更加嚴格的國際經貿規則。這對當時仍受到行政管制保護的部分產業而言，是巨大壓力。但朱鎔基看到了另一面：只有真正進入全球市場，中國企業才能在競爭中提高效率，中國經濟才能從封閉走向更加深度的全球化。
事實證明，加入ＷＴＯ後，中國出口、製造業、外商投資迅速擴張，成為世界工廠。雖然這一成果不能全部歸功於朱鎔基，但他任內完成的制度準備，無疑是中國後來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前提。
如果說改革成就是朱鎔基的政治遺產，那麼人格風骨則是他留給中國社會的另一種記憶。他任內留下的最大遺產，或許並不是某一項具體政策，而是一種改革精神：遇到問題不迴避，面對困難敢負責，面對利益集團敢於動刀，面對歷史責任敢於承擔。
中國後來能夠迎來二十一世紀初的高速增長，固然有全球化、人口紅利、加入ＷＴＯ等多重因素，但一九九零年代完成的財政、金融、國企、住房和社會保障等制度改革，無疑提供了重要基礎。
因此，無論人們對朱鎔基的政治理念有何不同評價，他在中國改革史上的地位都難以繞開。他是那個時代少數真正敢於「動真格」的改革者之一，也是中國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過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