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王李惠堂憑梅州客家足球傳統與香港聯賽崛起，上世紀中葉帶領中華隊屢奪亞洲冠軍，詩作與抗戰經歷交織，家國情懷與傳奇人生交纏，踢出一個人的全球史。
中國國足疲弱經年，今年又再度無緣世界盃決賽周，然而中國足球卻並非由始至終都是「東亞病夫」。與全球各地相比，中國很早就有足球文化，並且曾經長時間位居亞洲前列，尤其在二戰前，中國隊曾多次奪得遠東運動會冠軍，戰後曾獲亞運冠軍，擊敗韓國。而這支中國隊則多是來自香港南華體育會的球員，當中尤以球王李惠堂最知名，從他的足球歷史，可以找到一些對今日國足發展的啟示。
數華人球王，非李惠堂莫屬。上世紀三十年代人云：「看戲要看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吾土有幸出球王，李惠堂一九零五年生於香港大坑，並於一九七九年在銅鑼灣逝世，是地地道道香港人。但李惠堂在香港的名氣，遠不如在中國內地；李惠堂的兒子李育德（香港足球代表隊球員）的威名，在中國內地又不如香港，殊為怪事。去年是李惠堂的一百二十年誕辰，在香港卻紀念寥寥。要更好地評價李惠堂，則要從世界足球史定位他。
在五月初，我隨香港前輩團到梅州考察、學習，與眾前輩提到李惠堂，我便覺得李惠堂的故事與（電影裏的）葉問很相似——在日寇侵華年代，堅守民族氣節，以一身長技為國爭光，堅拒日本與汪精衛政府招攬、在「大江大海」的一九四九年後居於香江，並將一身國技在香港承傳。唯一區別是，葉問在真實歷史上未曾打過「十個」，也未與日本人爭鋒；李惠堂則在遠東運動會屢挫日本，接連奪魁。真實比虛構更精采，但虛構的故事廣泛流傳，真實的歷史沉沒水底，我要為李球王鳴不平了！
李惠堂的生平事跡，目前已考掘不少，傳奇故事廣泛流傳。然而，卻鮮有解答一個問題：為何偏偏是李惠堂成為華人僅見的亞洲乃至世界球王？從他身上，我們能獲得怎樣的啟示？
李惠堂祖籍廣東梅州五華縣，五華僻處山區，至今經濟仍難稱發達，唯窮山惡水卻有傳教士拓荒。早在一八七三年，德國崇真會（又譯巴色會，Basel Mission）傳教士畢安（Gottfried Fiedler）、邊得志（Friedrich Wilhelm Ziegler）於五華縣辦元坑中學（今五華縣萃文中學），將足球引入學校的體育課程內，為中國首次引入現代足球，五華得足球風氣之先。
從梅州五華到香港
元坑中學也培養出第一批中國足球運動員魏錦新、江愛其、魏靈聖、李偉容等。李惠堂生於香港銅鑼灣大坑村，小學階段在老家錫坑鄉居住，離元坑中學僅一個小時的車程，足球風氣互通聲息。
這樣看一八七三年，似乎難以定位其先進落後程度。目前公認的現代足球第一部有紀錄規則在一八四五年的英國拉格比學校（Rugby School），最古老的球會則是一八五七年成立的謝菲爾德足球俱樂部（Sheffield F.C.）；世界上第一個以國家為單位的英國足球總會(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the FA))在一八六三年成立。將足球傳來中國的德國，根據《足球是圓的：一部關於足球狂熱與帝國強權的全球文化史》（A Global History of Football），也是在一八七零年代才由英倫移民帶來足球，德國首次有足球比賽的紀錄則是一八七四年，首個球會也是深受英國影響的漢諾威（一八八零年成立）。從中可見，德國傳教士帶著無私的傳播知識精神，將當時在德國也屬新興運動的足球帶到了梅州五華，讓梅州五華在世界範圍裏較早接觸到足球。日本則是在一八七三年由英、日海軍交流傳入足球，中、日在足球發展上，站在同一起跑線。
李惠堂通過家鄉得足球風氣之先，但要練成獨步亞洲的競技水平，還得賴於香港這片足球沃土。香港足球聯賽於一九零八年成立，常被視為亞洲最早期足球聯賽之一，早期只限洋人，華人無緣參與。目前亞洲足球強國日本的全國足球聯賽至一九六五年才成立，職業化的足球聯賽則遲至一九九三年才成立，中國內地則在一九五一年後逐步建立全國性足球競賽體系，一九九四年才推動足球聯賽職業化，更可見香港得風氣之先，對培養李惠堂等球員至關重要。
香港長年班霸的華人足球隊在一九零八年正式易名為南華體育會足球隊，並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度首次參加香港乙組足球聯賽，翌年再派隊加入甲組聯賽參賽。李惠堂就是香港華人足球隊崛起的弄潮兒。一九二三年，年僅十七歲的李惠堂開始效力南華，他也帶領南華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球季首次奪得聯賽冠軍，打破洋人壟斷香港甲組足球聯賽的局面。
由於香港得足球風氣之先，在亞洲範圍早建立了足球聯賽，因此競技水平較高，也就開啟了中國隊以英殖香港的南華球員為主力的傳奇歲月，一九一零年南華代表中國華南地區參加在南京舉行的第一屆全國運動會，一九一三年的第一屆遠東運動會中，南華球員就是中華民國隊的主力。
在軍閥混戰、外侮欺凌的時代，李惠堂以足球為國人長志氣，十足電影橋段裏的霍元甲、葉問。李惠堂帶領中國隊，在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的第七屆遠東運動會中奪冠，及後李惠堂繼續帶領中國足球國家隊獲得第九至第十屆遠東運動會冠軍，一九五四年獲亞運冠軍後，回台曾有花車巡遊，曾獲蔣介石接見。
李惠堂誠然是亞洲史上的球王，有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李惠堂作為球員，生涯活躍的巔峰在二戰之前，與巴西的比利（Pelé）、匈牙利的普斯卡斯（Ferenc Puskás）那個二戰後競爭更加劇烈的足球世界相比，並不太公道，李惠堂球員生涯的國際成就主要限於遠東運動會，並無緣與世界足球發展一流的英國、德國等隊伍較量。
李惠堂的二戰後歲月
香港足球總會在一九五四年加入國際足協；同年在馬尼拉亞運會期間，香港成為亞洲足協創會成員之一。當時亞洲足協以香港為會址，香港足總會長（當時為羅文錦）為會長；李惠堂則是亞洲足協創會義務秘書。
一九六零年代的李惠堂任職保險界，又受僱於余仁生（百年跨國中醫藥企業）後人余經緯（無線電視前總經理）開設的經緯聯合投資有限公司，當業務經理，據說平日多在中環建國酒樓「打躉」（流連）。對比眾多隊友，李惠堂晚年財政尚可，也在台灣擁有崇高聲望與地位。
令人意想不到，身為球王的李惠堂，在球技以外，詩才甚為了得。李惠堂著有詩集《魯衛吟草》，為球王題序的均是國民黨政要名流，封面題字是曾任總統的嚴家淦，序一出自台灣前國防部長鄭為元手筆，序二則由同鄉梅州興寧人羅香林教授所撰，亦有黨國背景。李惠堂更在抗戰時，在大後方開始「體育救國」的歷程，巡迴重慶、成都、自貢、昆明作表演賽和義賽，籌集資金救濟戰孤、支援難民，在重慶國民政府擔任了青年軍體育委員會常委兼體育總教官，授少將軍銜。
從李惠堂的詩句，也可見他本人的家國情懷，更是一部「詩史」。詩句可反映歷史現實，在一九三六年參加柏林奧運，李惠堂就寫下兩首詩：
《柏林世運會 古風》：「柏林世運今開幕，五環招展人雀躍。男女健兒奮鷹揚，奪得錦標榮祖國。」《世運隊威震亞洲》：「中華兒女陣堂堂，一戰功成廿七場。僑眾歡呼天地震，病夫氣吐也眉揚。」
哀家仇國恨
李惠堂本人極愛國，是堅定的民族主義者，為國球場征戰，不忘故園風雨。他在《南華征菲祝捷舞會中 聞日軍侵華感作．其一 在舞會中》就寫到：「七戰菲京七奪魁，功成祝捷共擎杯；遙聞國難滋憂恨，愁伴嬌孃舞幾回。」又在《其二．在旅館中》：「異鄉別有好風情，一醉銷魂客緒滎；為念神州風火急，填膺悲憤夢難成。」
李惠堂由於享負盛名，在抗戰時就不斷被汪精衛政權招攬，但他始終不為所動，輾轉千里，避歸老家梅州五華，他的詩句，也是一部抗戰期間人民流離失落的苦難史，在《難中惜別》他寫道：第二次大戰港陷後，回國承陳靜濤、梁早如二兄乘夜送船話別殷殷，令人黯然銷魂，口占此絕誌念：「生平最怕陽關曲，淚眼相看一別難。此去唯將身報國，感君殘臘送征鞍。」又在《脫險過桂林》寫道：「民國三十年日寇陷港，余未及逃，南京汪偽組織派機專迎，欲陷我於不義，乃千方百計逃離虎口，抵桂林時賦此誌感」：「世亂時虞歷萬難，今朝脫險向長安。桂林山水迎人笑，我正飄零意未寬。」
李惠堂最負盛名的詩句，莫過於在六十大壽的《六十生辰自賦感懷》云：「憂樂常關天下情，愧無建樹以球鳴；一腔肝膽存人熱，半世風塵為國爭。拔幟豈曾功在漢，潔身遑計利和名；逢辰笑酌延齡酒，許共賢流致太平。」又在《七十生朝春感》寫道：「海疆秋色入詩箋，紀壽心驚歲易遷。曾憶堅貞全大局，難忘慷慨付華年。車塵馬蹟天涯路，劍影雞聲風雨邊。且幸身頑稱老健，也隨黃菊傲霜妍。」
李惠堂是香港的傳奇，以一人之力，在球壇為國建功立業，但謙稱「拔幟豈曾功在漢，潔身遑計利和名」，他在二戰前足球的「傳說時代」是最耀眼的明珠，從他的經歷可見足球天才的誕生「既表天才，亦關世運」，梅州足球的種子與香港聯賽的沃土，讓李惠堂長成球壇參天大樹。從他的詩集，亦可見李惠堂個人的全球史，怎樣參與國際足球交流，為國爭光，又因球技陷於抗戰時的政治風波，寫就一部香港不朽跨國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