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足球強國在世界盃名列前茅，背後是以英國為首的制度優勢，善用資本與管理力量，形成滴漏效應，建構開放環境，選拔全球人才，足球文化滲透社會的神經末梢，從娃娃抓起，全球化與本土文化巧妙結合。中國足球積弱，貪腐和賭球嚴重，世界盃列強的制度優勢是他山之石，要建立開放的、快樂的文化氛圍。董路的野路子少年足球和「蘇超」模式，回歸民間力量，去中心化，都是中國足球的希望。
世界盃列強如何煉成？在過去三十年，歐洲的足球強國還是在世界盃名列前茅，背後其實是以英國為首的制度優勢，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善用資本的力量，形成滴漏效應，加上法律的保障，建構開放的環境，選拔全球最佳的足球人才，匯聚天下精英，進入歐洲聯賽，不分膚色、國籍，只要足下功夫過人，就可以名成利就，晉升為年薪千萬美元的球星，吸納拉丁美洲和亞洲的球員，而社會上的文化，也是全力支援，從娃娃抓起，社區足球文化濃烈，發揮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巧妙結合的優勢。
中國足球積弱，貪腐網絡和賭球嚴重，世界盃列強的制度優勢是他山之石，值得中國參考。關鍵是要建立一個開放的、快樂的、草根的文化氛圍，善用市場機制，培訓與提拔人才，建立一個完整的生態圈，從娃娃抓起。目前「無牌教練」董路的野路子足球，培訓小學生，以賽代練，在歐洲比賽獲得U12亞洲盃全勝，鼓舞人心，而年前開始的「蘇超」模式回歸民間力量，去中心化，都是中國足球的希望。
目前世界盃依然是歐洲勁旅的樂園，英格蘭、法國、西班牙、葡萄牙依然是世界盃賽場最大熱門。歐洲的優勢有六大方面：
❶足球文化滲透到社會的神經末梢，歐洲作為足球發源地，深入每一個社區，青訓系統發展完善，如巴塞隆拿有由青年隊至成年隊一致的青訓方針，球員由青訓到職業成年隊無縫連接。
❷歐洲開放的移民、難民政策和殖民遺產，令移民及其後代成為國家隊主力。
❸歐洲在足球商業化、競爭烈度位居全球頂尖，因此最有才華的球員、教練、球探、以及負責後勤的教練、研究人員、經紀人網絡完善。
❹由於商業性、競技強，全球先進的足球戰術理念的實驗場、推廣地都在歐洲，尤其是在英超賽場。
❺因極高競技水平，吸引包括拉美巴西、阿根廷以及亞洲等國人才前往歐洲發展，通過交流、對話，吸納了拉美足球精粹，更有部份球員歸化為歐洲球員，令歐洲國家實力變得更強。
❻由於英國對資本開放性，吸納全球足球資本投資，令英超獨強，歐陸作為產業鏈中遊，獲得滴漏效應，同樣獲益。
這六大特色，將資本、人才、技術匯聚在歐洲，使得歐洲足球霸權更牢不可破，長期執世界足壇之牛耳，相關制度值得中國借鏡。
相比拉美、日韓球員的留歐浪潮，如今中國球員則難以踏足歐洲賽場。自二零二二年，國腳武磊結束在西甲愛斯賓奴隊的效力後，截至目前，尚無中國國腳級球員在歐洲五大聯賽效力。
中國球員放洋局限
由於中國國內的薪酬理想，缺乏外闖動力；自武磊之後，沒有中國球員在歐洲五大頂尖聯賽效力，現在效力於歐洲各級聯賽的中國球員只分佈在荷蘭、葡萄牙等國的二、三級聯賽或業餘聯賽。要改變成熟球員心態，非常困難，而且潛力亦已見底，再輸送放洋進步有限。
這兩年來，中國開始痛定思痛，決心由娃娃抓起。四月二十二日，中國足協發起「中國之隊青少年勵志計劃」，針對十五至二十三歲的年輕球員，支援編制海外專業訓練、參加高水平比賽，並提供經濟支持。
如四十年代中國球王李惠堂的同鄉、梅州客家隊十七歲小將、曾入選U17中國隊的魏祥鑫今年四月前往法甲歐塞爾俱樂部試訓，通過優異表現被球隊相中，於十一月與俱樂部簽約。但他未滿十八歲，根據國際足聯十八歲以下青少年球員不能進行國際轉會註冊的一般性規定，他正式加盟球隊要到二零二六年夏季轉會窗口。
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主教練邵佳一結合自身留洋經驗表示，海外高水準聯賽對年輕球員的成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中國由零開始建立完善球員放洋機制正是其時，然而，放洋還有眾多機制需要完善，還需要由職業經紀人推薦球員試訓、談判、轉會及後續融入等事宜。等相關機制成熟，假以時日，國足也可能產生如韓國的孫興慜、日本的久保建英。
英超改革接棒頂尖聯賽
九二年是英格蘭聯賽崛起的元年。脫離原有英甲體制，成立完全獨立運作的英格蘭超級聯賽（Premier League），並歷史性地將獨家轉播權出售予傳媒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旗下的天空電視(British Sky Broadcasting)。
巨額轉播費全數留在英超二十支球隊的資金池內，並均分基本轉播收益、確保中下游球隊競爭力的基礎上，再按照「轉播場次＋聯賽排名」進行分配。這史無前例的制度性創新，不僅協助英超各隊迅速完成球場現代化與全坐席化改造，更讓他們在轉會市場上抗衡甚至壓倒歐陸豪門。
在二零零八年前後，因美國的量化寬鬆計劃，全球資金過剩，足球也成為國際熱錢追逐的目標。此時，倫敦作為與紐約並駕齊驅的金融中心，其無可比擬的地緣、法律與金融制度優勢被發揮到極致。英格蘭銀行成熟的跨國離岸金融結算體系、英國普通法（Common Law）對私有產權與信託資本近乎絕對的保護，以及倫敦針對全球富豪階層量身打造的非定居稅務身份(Non-Domicile)優惠共同構成巨大的資本磁場。
阿聯酋阿布達比聯合集團注資曼城；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資基金（PIF）入主紐卡素；美國資本先後控制曼聯、利物浦及車路士。來自俄羅斯及東南亞的跨國資本集團，也攜帶數以百億計的資金湧入英倫。英超遂成為全球足球資本中心，並形成以英超為消費終端與價值高地的產業鏈，歐洲球會處於產業鏈中遊，其他地區除了少數中東球會，則成為人才與資本的原料供應地。
對於外援而言，英超在成立後的改革，比意甲更加寬鬆，並不設置絕對的人數上限，其邏輯非常明確：只要球會願意支付足夠高的轉會費，只要球員具備足夠的市場或競技含金量，資本力量和球會的聘用承諾便足以跨越行政壁壘，使勞工證通過率維持在極高水平，亦使得英超迅速成為全球頂尖足球人才的大熔爐。 英格蘭國家隊水平也在英超建立後的三十年間不斷上升，近兩屆世界盃，更一直是問鼎冠軍的大熱門之一。意甲、英超先後作為世界最頂尖聯賽的優勢，形成滴漏效應，惠及整個歐洲；並通過歐冠盃等歐洲聯賽、盃賽，形成群眾效應，煉成歐洲霸權。
由於歐洲的高競技水平，不少拉美球員自青年就在歐洲踢球，也令部分拉美球員起念歸化歐洲國家，令歐洲各國亦獲得生力軍。例如生長在巴西的迭戈．科斯塔（Diego da Silva Costa）就由於長年效力於西甲球隊，最終選擇為西班牙披甲上陣，又例如葡萄牙傳奇球星德科（Deco）亦生長於巴西，及後長年在葡萄牙生活以及踢球，亦歸化葡萄牙。
拉美球員被吸納
今屆世界盃裏，傳統拉美勁旅巴西與阿根廷仍是奪標熱門，實力不容小看。但目前巴西、阿根廷球員也大多效力於歐洲球隊，風格上亦在一定程度上「歐洲化」，巴西有十七名球員效力歐洲球隊，比例接近六成六，而且僅有七人效力於本土聯賽；阿根廷的比例更高，約八成一球員旅歐踢球，僅有兩人在本國聯賽效力。 說起拉美球員，不少讀者都會想起比利、馬勒當拿與梅西。然而，除了比利，馬勒當拿和美斯職業生涯的黃金時代幾近都在歐洲度過。
只有比利整個足球生涯都未效力過歐洲球隊，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四年間，他一直效力巴西山度士；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間，則復出加盟美國紐約宇宙隊。一九六一年，意大利豪門國際米蘭曾開出一百萬美元天價，希望羅致比利。惟時任巴西總統夸德羅斯（Jânio Quadros）為保住國內民意，迅速推動法案，將比利列為「國家財產」，禁止其轉會海外。因此，比利絕大部分職業生涯都留在巴西。
巴西新一代選擇赴歐
但到了今天，比利的後輩幾乎無一例外選擇赴歐發展，而且往往年輕時便離開拉美。一九八零至九零年代足球產業快速全球化，得益於衛星電視與轉播技術普及，足球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大眾娛樂之一。當時最具國際影響力的聯賽先是意甲，其後由英超接棒。
巴西球員外流第一站通常是同樣使用葡語的葡萄牙；阿根廷球員則較常前往西班牙；西非球員則傾向先在法國發展。於是形成了一條完整的足球產業鏈：拉美提供球員「原料」，葡萄牙與西班牙負責球員培養與加工，最終再輸送至皇家馬德里、巴塞隆拿、馬德里體育會、拜仁慕尼黑等歐洲豪門。
先在葡萄牙、西班牙等聯賽累積經驗，再進入英超、意甲、西甲與德甲豪門。如今巴西與阿根廷國家隊陣容當中，絕大部分都是留歐球員。比利這種一生主要留在美洲踢球、卻仍能成為世界球王的傳奇，已成為全球化前時代的絕響。
巴西與阿根廷也由前全球化時代足球的人才高地，擁有鮮明靈動、小組滲透、極具娛樂性的踢法，演變成如今全球化時代足球人才的原料地，經過歐洲的加工，才得以在世界盃舞台亮相，傳統的拉美風情已然退潮。
世界盃，不僅是一場場的足球比賽，本質上是制度與經濟實力的較量。今年的世界盃由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合辦，為了商業價值，踢更多比賽，帶來更多的轉播收入，由三十二隊參賽增加到四十八隊，賽事亦破紀錄達到一百零四場，電視轉播收入也破紀錄達四十三億美元。
創造四百多億美元資產
世界盃是龐大的產業鏈，國際足總（FIFA）與世界貿易組織（WTO）去年四月公布的研究推算，二零二六年世界盃與足球俱樂部世界盃（Club World Cup）將在美國創造四百七十億美元的經濟產值。美國銀行（BofA）全球研究公司的研究報告亦預測，世界盃為全球生產總值（GDP）增添約四百一十億美元，並且創造逾八十萬個就業職位，以美國的受惠就業數最多，約十八萬五千個。不論是四百七十億，還是四百一十億，紀錄均屬空前。
足球產業擴張速度很快，單是歐洲足球市場收入已達三百八十億歐元（約四百零六億美元），若再納入球衣、足球用品、博彩、媒體及旅遊等周邊產業，根據市場研究公司IMARC統計，二零二四年足球市場規模就達到三千五百七十億美元，Research and Markets則統計二零二四年達二千八百四十四億美元，相當於丹麥或愛爾蘭的GDP規模。
歐洲列強仍佔優
環顧今屆世界盃熱門球隊，歐洲列強仍然佔據主導地位。現代足球發源於歐洲，尤其是英國，然後率先傳入鄰近的歐洲，文化氛圍濃厚。並且由於歐洲聯賽發達，英超、西甲、意甲、德甲、法甲被稱為五大聯賽，歐洲球隊之間的歐冠盃，更被視為球會最高榮譽，是每個頂尖球員夢想馳騁的戰場，因此，由於聯賽、球隊發達，相關國家有更充沛的足球資源投入，並在高水平競技裏演化出先進的戰術，國家隊也因此受益。 當然，傳統拉美強國巴西、阿根廷仍是熱門。但仔細一看，巴西、阿根廷的主力球員基本上都在歐洲豪門效力，只有少數仍效力巴西、阿根廷本土聯賽，亦從側面反映歐洲足球霸權。
近年的歐洲列強，除了傳統優勢，還加入了眾多移民後裔生力軍，讓整支國家隊的面孔都為之一變。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往往被歐洲國家視為國家團結的象徵，代表他們成為多民族的移民國家。
今屆法國二十六人大名單中，就有多達二十三名球員是移民及其後代。除法國以外，傳統勁旅英格蘭、西班牙，以至近十數年新興的葡萄牙、比利時更依賴移民大軍的支持。各隊移民及移民後裔球員大致如下：瑞士十七人，英格蘭十五人；荷蘭十四人，葡萄牙十二人。歐洲的殖民主義、近年的難民政策雖然備受批評，但也為國家帶來眾多勞動力，在足球領域的貢獻亦非常明顯。如上述的荷蘭，在一九七五年蘇里南獨立時就有三分之一人口移民到荷蘭，歷年成為重要的足球人才庫。
早在一九八八年，被譽為荷蘭「黃金一代」的歐洲國家盃陣容裏，就有不少來自荷蘭前殖民地蘇里南的移民，包括與雲巴士頓合稱「荷蘭三劍客」的古利特（Ruud Gullit）、里卡德（Frank Rijkaard），在今屆世界盃，陣容裏亦有六名蘇里南移民背景的球員，包括曾被譽為世界第一中後衛的范戴克（Virgil van Dijk）、效力英超豪門利物浦的主力中場赫拉芬貝赫(Ryan Gravenberch)。法國的主力球員來自前法屬非洲、加勒比海地區；英格蘭則來自英聯邦國家、非洲、加勒比等地；瑞士沒有殖民經驗，但由於移民、難民政策，亦吸納了眾多來自前南斯拉夫地區的球員。葡萄牙球員則不少來自葡屬非洲、佛得角、安哥拉、幾內亞比紹；德國則擁有眾多來自土耳其、非洲、巴爾幹、阿富汗的球員。
又例如比利時，傳統上作為歐洲的小國，足球實力也素來不強，但卻在二零一八年獲世界盃季軍，與其移民人口結構密切相關。「黃金一代」主力基本上都是來自非洲的移民後代，如主力前鋒盧卡庫（Romelu Lukaku）、中後衛孔柏尼（Vincent Jean Kompany）來自剛果（金）。 可見，歐洲列強對比二十年前，在生育率下降、少子化年代下，除了社會一般勞動力依賴移民，足球國家隊也依賴移民實力。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足球在世界範圍內仍帶有極為濃厚的「連根帶土」地域色彩。一家球會能否生存與繁榮，很大程度取決於其身處的城市規模、本地社區的認同感，以及由本土工薪階層球迷在每個週末親臨現場所貢獻的門票收入。在這種傳統範式下，足球首先是一項社區運動，產業天花板受制於球場容量與本地消費力。
衛星轉播創造財富
意甲與英超先後崛起，皆受惠於歐洲成熟的盃賽與聯賽制度，既然兩個聯賽先後成為全球競技水平、商業價值最高的聯賽，整個歐洲就成為直接輸送到頂尖聯賽的人才庫，讓全球最有實力的球員、最具戰術天分的教練，各類足球人才遂雲集歐洲，既有商業價值，更有競技水平，更建立了系統的青訓、球探、經紀人網絡，這些條件令歐洲足球優勢越來越牢固。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降，伴隨衛星電視轉播技術的成熟、跨國跨大洲光纖網絡的鋪設以及跨國資本流動限制的逐步解除，足球產業的財富創造模式發生了根本轉變。全球各地的電視轉播權收益、跨國企業的贊助合約，以及遠在大洋彼岸的紀念品銷售網絡，異軍突起，成為球會最核心的收入來源。這種新型、可不斷複製、邊際成本極低的「輕資產」收入，迅速跨越並壓倒了傳統的本地門票收益。
意大利更是《羅馬條約》的創始國之一，自始至終處於歐洲共同體及後來歐盟的核心地帶。這意味著意大利在資本流轉和人員流動的制度設計上，能夠最早享受到歐洲一體化帶來的紅利。雖早期意甲對外援數量有嚴格限制，但在八零年，意大利足協取消了實施長達二十五年的外援禁令。
早期的意甲把不少賽事安排在下午四時開球，恰好對應亞洲地區晚上九時至十一時的黃金收視時段。意大利國家電視台（RAI）以及貝盧斯科尼旗下的 Mediaset 傳媒帝國，率先向亞洲地區輸出高品質、畫質亮麗、戰術水準極高的意甲直播。令意甲成為早期全球化最成功的足球聯賽，也使得意大利足球在那個時刻獨領風騷，贏得一九九四年世界盃亞軍，以及二零零六年世界盃冠軍。
世界盃較量制度實力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是球技、戰術的較量，亦是制度實力的體現。世界盃除了球場上的比分，還包括場內場外各種金錢、技術與科技較量。從世界盃球隊的興衰，亦可看出全球足球產業鏈、國際移民浪潮的影響，值得後發的足球國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