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學者林少彬因為祖父在天皇投降後仍被日軍殺害，追查細菌戰元凶七三一部隊的來龍去脈，並結合日本進步派學者力量，搜羅及整理大量二戰史料，設法還原真相，防範日本新軍國主義掘起，更防範「新七三一」出現。 中國正在如火如荼地探討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抬頭，警惕日本民眾的稅金被轉移至日本軍工相關的財閥，而林少彬作為揭發「舊軍國主義」在東南亞暴行的新加坡學者也有參與討論。他所研究的「岡字九四二零部隊」屬七三一部隊的東南亞分部。在二戰已結束八十年的今日，世人對這支部隊的理解仍非常有限，該部隊的種種暴行更被刻意隱瞞和遺忘。林少彬整理在日本當地古籍店收集的大量歷史檔案，還原七三一部隊罪行背後的人、物及制度。 「岡字九四二零部隊」主要負責利用熱帶氣候量產老鼠、跳蚤以製造鼠疫桿菌細菌彈。林少彬根據現存史料推測，該部隊企圖藉此切斷滇緬公路，迫使或加速中國投降。參考檔案，該部隊在東南亞以被關押的戰俘進行人體實驗，實驗曾造成了意外，日軍為隱瞞意外曾製造冤假報告，這些罄竹難書的罪行，都可在《日軍岡字第九四二零部隊》中讀到。但除此之外，林少彬也希望與讀者們分享日軍隱瞞罪行的方式，以及一些從新的視角去思考問題的歷史細節。 戰後祖父被日軍滅口 林少彬接觸七三一部隊歷史並研究其細菌戰，離不開一連串機緣巧合。他的祖父是馬六甲人，為當地領袖之一，乃三所華校的教育董事。「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後，英軍理應接管馬六甲，但當時沒有英軍，只有日軍。華人不安，所以組織人民委員會自保，卻沒有武器。」他的祖父是人民委員之一。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九月三日重慶舉辦隆重的投降儀式，當地華人感到高興，於是在四日印刷、出版第一份馬六甲的中文報紙。日軍憲兵隊長認為華人是要反日及破壞治安，於是在九月五日把包括他祖父等十四人運往無人島，殺害其中九人。日軍自知犯法，加以隱瞞，但人們還是注意到荒島上有屍體及傷者。兇手後被定為乙級戰犯，馬六甲法庭判了兩名涉案日軍隊長死刑，在馬來亞歷史中稱為「九五慘案」。他祖父三十七歲時遇害，祖母要獨力撫養八個孩子，家族陷入貧困，多年之後林少彬讀大學要靠自己打工。在這種情況下，他發現有資助新加坡人到日本留學的獎學金，於一九七九年報名並成功到慶應大學留學，一九八零年開始學一年日文，八一年正式入學後選修了計算機專業。 當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大力發展工業，新加坡才剛獨立了十四載，主要是日企在幫助獅城發展，「是日本的美培亞（Minebea）為我提供了獎學金」。於一九八五年畢業後，鑑於該集團的創業會長對林少彬有知遇之恩，所以他本打算一輩子在那邊工作。但林少彬一九八九年短暫返回新加坡時，會長卻突然猝死。不久後，由於索尼（Sony）剛好在新加坡大力發展，獵頭公司就找了林少彬，他就在索尼一直做到退休。林少彬曾任索尼集團亞太區高層，專門負責其管理資訊系統以及企業資源規劃（註：現代語境的公司治理），有關學術及工作背景對其從事日本細菌戰的研究工作有特別深遠的影響。 日企經驗有助整理歷史 「日本當年的主流AI研究更像是當今語境下的Excel數據整理工作，我也學習了有關技能，所以很會利用關聯式資料庫，後續也就有打造資料庫以整理細菌戰檔案的能力，而同時代的其他歷史學家，往往要依賴自己的記憶加上毛筆去整理。」此外，學習如何管理大企業的經驗，也完善了林少彬的研究思路。「彼時強調的是要用電腦而非紙張進行高效管理，例如管理Sony Walkman（隨身聽）國際供應鏈等，所以我對公司治理比較熟悉。此外，我也憑藉電腦及公司治理知識一路被提拔，後續作為企業老員工，按傳統要把職位留給後輩並改任審計部門的主管，也就慢慢地學會如何捕捉到資料上的漏洞。」也因此，林少彬才能看出日本檔案中的一些細節與漏洞。他將自己在索尼學會的「三個M」分析框架——Men（名單及人數）、Money（經費）、Management（組織及權力結構）也套用於自己的專書中，而其他專書並沒有採用這種分析框架，顯得非常創新。 林少彬認為，研究及回溯日本細菌戰歷史的門檻非常高，日語與分析框架不過是敲門磚。「研究者需有不錯的收入，不斷跟東京的古籍業者保持聯繫，並用電腦管理庫存、分類」。此外，他還特別提到運氣的重要性，因為他剛好在馬六甲祖父的紀念碑前巧遇高島伸欣教授和他帶領的「和平團員」們，也就得以結識幾位七三一研究領域的大前輩。二零一六年二月，他更被高島教授指引到距離新加坡只有半小時車程的一個山崗上——馬來西亞柔佛州淡杯鎮（Tampoi），並被告知那屬於專門負責生產鼠疫蚤細菌彈的日本七三一部隊支部。林少彬大吃一驚，不得不思考為何自己完全不知道有關戰爭罪行的痕跡就在自己附近。出於慚愧和自疚，他決定開始認真研究。而且，他所依賴的戰爭古籍專賣店主要在神保町的秦川堂——美培亞集團附近，秦川堂店長又是非常專業的戰爭史料收集者，所以不斷推薦合適的材料。問題只是許多高質量的材料價格較高，在學生時期買不起，後來林少彬有了儲蓄就能深挖很多材料了。「回想起來，我使用的史料有近九成都是從這類古籍店購買的。」 根據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史料，「岡字九四二零部隊」的組建是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上旬之後作出的決定，源於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的部隊編制軍令，編制完成的「上奏案」有明確地列出部隊名稱（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編制年月日（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編制地（南京）。編制部隊的任務交給了彼時駐紮在南京的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證據是四月廿二日畑俊六給陸軍大臣東條英機發出機密電報，題為《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編成地及編成預定完結日之件報告》。該部隊的骨幹是中支那防疫給水部長，即「榮一六四四部隊」的部隊長。部隊長最初由石井四郎兼任，增田知貞為代理部隊長，因石井人不在，增田實際掌權。一九四一年才轉交第三任大田澄中佐，奉命組建南方軍防疫給水部隊。 軍事文件隱瞞實情 但「岡字九四二零部隊」具體的高官名單卻被日軍刻意隱蔽，因為這背後還有很多高階軍官的參與。林少彬指出，編成完成的報告書中應包含四份重要文件，即《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編成完結日一覽表》（編號零零二六頁）、《南方軍防疫給水部將校職員表》（所謂「散失」）、《南方軍防疫給水部人員一覽表》（編號零零二七頁）以及《南方軍防疫給水部通稱號一覽表》（編號零零二八頁），明顯有刻意隱瞞的痕跡。不過，該部隊也有出現一些真實的事故，自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的組建軍令發出之後，由陸軍省向負責組建的支那派遣軍司令部發出《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編成要領》，因屬「極密」級別軍事文件，明確說明一支部隊該做什麼及不該做什麼，理論上也會以最快的速度寄送。但陸軍省在四月四日通過東京的大本營郵政局寄出這份命令後，南京的支那派遣軍參謀長遲遲沒有收到，於是在四月十一日向陸軍省副官發出急電追問是否已寄出，在四月廿一日收到該件，途中花費了十七天，可以說是丟失了近二十天。林少彬的研究充分反映了圍繞該部隊有許多有意及無意的錯誤，需要一一辨識。 而說明部隊編成完成的報告書明確指出有四份重要文件，人員名單卻消失。 林少彬特別強調，岡字九四二零部隊的編制完結日期非常值得深究。「文件上顯示的是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離日本大舉進攻新加坡的『開戰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很遠。」雖說部隊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實驗結果及細菌彈等，但也還是無法說明這段空白，目前還是較難解釋為何後來才有這樣的「私生子」。根據林少彬的分析，自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以來，日本陸軍和海軍就在為爭功暗鬥。「陸軍的南方軍所開出的第一砲，落在馬來亞東北的哥打巴魯(Kota Bharu)海灘，時間上比海軍投入珍珠港的第一顆魚雷還早一個多小時。而且，陸軍此前已經在南方軍前線各師團裏配置有野戰防疫給水部隊。」因此細菌戰部隊算是陸軍的「功績」。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新加坡淪陷時，在岡字九四二零部隊還沒成型時就已有一些「先頭部隊」秘密考察東南亞的情況。林少彬闡述日本大組織都有這種通病，那就是所謂秘密其實早已人所共知，所以在戰時也被暴露。「根據技師貴寶院秋雄提供的證言，他和北川正隆大佐在新加坡淪陷日（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後就趕到了現場」，但他們憑什麼秘密軍令來到新加坡則尚待發現。 林少彬擅長從日軍沒有處理掉的資料中以小見大。他提及日軍留下的一份長達一百七十多頁的醫療藥品。而當英軍向投降後的日軍軍醫部索取「醫療物資狀況」資料時，日軍軍醫部就提交了一份《各地補給及來自日本的補充狀況一覽表》。「清單反映部隊提供八百一十七種防疫給水材料，其中有六百三十八種藥品。我們還能通過將它結合其他資料，確認日本和新加坡之間的醫藥物資供應鏈一直沿用到日軍投降為止。」他的研究證明了當時新加坡成為東南亞日軍醫藥品物流中心。日本把藥物發送到新加坡（區域中心），然後從新加坡分發到雅加達、吉隆坡、仰光、西貢、沙巴的阿比（今哥打京那巴魯市）。 林少彬也不免觸及一些關於本地人以及台灣人幫助日本部隊從事實驗與管理工作的資料（一般稱為「台灣兵」及「本地協助者」）。期間有不少台灣兵利用長相與語言（閩南語）優勢，出賣並害死大批東南亞華僑抗日人士。本地人中，也有不少人從事日軍的實驗工作，其中幾位在戰後的新加坡成為知名專家。但追查工作極其困難及敏感，「（戰後事業有成）實在說不清是個人努力，還是為細菌部隊服務的經驗有助日後成功。戰後，確實有一批人過了四十歲之後成為東南亞數一數二的專家、精英，但不能斷言每一位都如此成功」。不過，這並不會妨礙林少彬為後世梳理相關歷史。 幫助日軍的人也有罪 他也不忘提及，當今的國際法已很難界定部隊成員以及被僱用的本地人的責任問題。「因為東京審判未給七三一成員定罪，而伯力審判上所有嫌疑人都被判為戰犯，卻只涉及一小部分七三一高層。」至於本地的助手，「幫有罪的人做事，理論上也涉及『從罪』，屬『幫助犯』，所以本地人跟台灣人作為七三一僱員理論上也責無旁貸」。但林少彬也承認根據現有的史料與訪談記錄，確認本地協助者的身份較卑微，亦不認為自己當時是樂意配合日軍，清算他們肯定鬧得滿城風雨，「除了因為會牽涉太多人且大多會作無罪辯護以外，更重要的是現有證據有限。舉例來說，即便知道緬甸仰光那邊有實驗室，英軍反攻的時候也直接將實驗室的文件、器械全部破壞了，根本無法判斷實驗室與細菌戰的關係；又例如目前還沒找到馬來亞與新加坡等地的本地協助者名單、他們負責做什麼以及權責都缺乏資料支撐，只有口述記錄反映一般是做較為基礎的實驗、測量工作，也無從確認他們是被公開招募、被強迫，還是透過利益誘導，因為目前還沒有系統性梳理過有關招募公告等，很難進行一次公平的清算」。 欠技師才用本地人 至於九四二零部隊為何要利用本地人、台灣人，很可能當時部隊嚴重缺乏技師。「編制完結時人數只有原計劃的七成。原來的計劃是招募二百零八名，實際上一百四十六名，缺了六十二名。」招募的衛生兵（包括兵長）來自兩大兵種：現役衛生兵和補充兵。現役衛生兵共有二十九名，補充兵役五十九名。其中，衛生部門所需要的人員基本都順利籌集到了。另外，細菌戰部隊「半邊天」之一的衛生將校二十人也到齊了，但至關重要的另一個半——技師（將校級別，需要七人）和技手等（士官級別，需要三十人）卻是一位都未能募集到。「可謂召集到了大批醫生，卻未還找到任何助手。這是不是七三一部隊的常態？還是岡九四二零獨有困境？值得我們探討。」既然沒有助手，該部隊就需要充分利用當地人，所以有關史料與論點在邏輯上是環環相扣的。 林少彬指出，目前還有很多研究問題尚待理清。「一九四五年六月有部分部隊成員提前撤退，但不知誰下的命令。而在戰後，又有高級官員暗中更改編制的年月日。日本陸軍省提交給『マ』（即前美國陸軍參謀長麥克阿瑟）司令部的陸軍部隊調查表文件中反映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的兵團文字符被標為威（即威九四二零），其編成年月日為17.3.26，與事實不符，反映日方試圖迷惑美軍、隱瞞歷史記錄。實際上，英美兩軍確實收到部分文件，但並沒有太大反應，理應是因為沒有時間跟精力去翻譯。」所幸日軍在南洋的犯罪證據，最終仍被林少彬與學者王選通過檔案盡可能地還原，但缺乏還原具體傷亡數字的條件。 實驗人員戰後名成利就 林少彬的研究成果反映，有許多參與非人道實驗的人員在投降前後透過陸軍醫院轉換身份，進入醫學界高層，包括內藤良一、大田黑豬一郎、貴寶院秋雄、早川清等；又如「萬隆支隊」接管奎寧工廠，其核心人員來自新冠疫情前唯一一所亞洲的世界前十生物醫藥企業——武田製藥的前身。林少彬指出，類似的「產學官」合作模式貫穿戰前、戰時、戰後日本，推高了產品附加值與產量，使得日本在戰後實現「日本奇蹟」。他認為日式成功的前提仍是「三個M」，但這次Management要換成Material（物資）。以生物醫藥為例，日本繼承了有關實驗數據，培養年輕有為的人才，並持續開發新藥。只是說日本在泡沫年代到處購買美國產業，構成威脅，後遭美國打壓並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人口老化、減少，創新速度銳減。 林少彬特別關注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角色，並做出深刻的分析與回溯。例如他深入了解山田早苗在萬隆拍的一張團體照，「有山田跟另外兩位日本軍官，荷蘭人及印尼人。印尼是荷蘭的殖民地，而七三一佔領了該荷蘭政府研究所，推測印尼人繼續幫荷蘭人，荷蘭人則被迫服務於日本人」。林少彬是希望向讀者展現常見的日式管理模型——「小蝦管大將」，因為荷蘭人中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細菌專家，可類比為日軍「大佐」，但卻被山田這種「小蝦」管理，反映日本佔領軍往往拒絕以學問論資排輩。後來日軍甚至把這批荷蘭人或趕走或殺害。林少彬指出有關案例也涉及日軍的另一通病——允許亂花錢的「臨時軍事費」渠道，往往涉及腐敗。 日本右翼建立信息繭房 林少彬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研究成果難以打破信息繭房並呈現到日本人面前。客觀上，日本本地不乏揭露日軍暴行者，例如有勇敢揭露暴行的前七三一隊員大快良明，NHK亦有製作不少涉及日軍細菌戰暴行的紀錄片，但提防「新型軍國主義」的聲音，都會被日本右翼自動過濾掉。「我跟日本朋友交流，感觸很深，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信息繭房，被灌輸了很特定的知識。」追根究底，傳統的日本人基本不說外語，然後不去不說日語的地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先祖在外國犯了大量軍事罪行。作為信息管理專家，林少彬寄望於X等社交平台的AI自動翻譯功能。同時，他也指出在關鍵文獻的翻譯與普及工作上尚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例如石田新作的《惡魔的日本軍醫》以及美國歷史學者哈里斯（Sheldon Harris）關於日軍細菌戰歷史的專書《死亡工廠》，都值得受更多讀者青睞。林少彬已挖掘了連哈里斯等人都忽視了的新加坡支部史料，後續亦有意將這些成果譯為英文。 日本國民不自知，除了日本官方有意隱瞞罪行外，林少彬指出美國也有很大的責任。美方清楚有很多戰犯偽裝成一般醫護人員逃回日本，許多一手檔案在投降前被日方焚毀，導致證據鏈斷裂，如南京中支那防疫給水部隊將骨灰拋入揚子江。Narrelle Morris等學者也承認美軍因為繳獲資料的留存與歸還過程較複雜，加上冷戰初期的地緣政治考量，遂放任了許多日本罪犯逃脫審判。而在當下，許多國家都在討論日本有新型軍國主義的傾向，林少彬表示各方必須凝聚共識，防範於未然，讓日本重新審視軍國主義的責任與罪行。他還以自己做過的審計工作作為類比，強調日本需要一個受監督、受約束的議會，為此也要打造監督戰敗國的機制。而要深挖戰爭責任，就必須有更多研究者的參與。林少彬堅持深挖，是因為他非常擔心會有人暗中偷偷搞「新七三一部隊」。他認為這並非危言聳聽，畢竟二戰時絕大部分人並不知曉七三一存在。他堅信即便在和平年代也要居安思危，刻意隱瞞七三一的人依然存在，這些人很可能做類似七三一部隊的勾當，因此呼籲各方莫忘歷史，務必加強警惕，以免重蹈覆轍。
人物小檔案
林少彬
一九五七年生於新加坡，一九八五年畢業於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理工學），前後旅居日本十年。退休前是索尼集團亞太區高管，二零二五年與學者王選合撰《日軍岡字第九四二零部隊》，至今已捐贈超過二千件文物予新加坡國家圖書館並逐步上線供世界各國研究員查閱，部分被展示於國家檔案館屬下的舊福特汽車廠博物館以及國防部屬下的知新館。他也是現任（新加坡）怡和軒俱樂部董事及《怡和世紀》雜誌主編、新加坡集郵協會會長、（日本）戰爭與醫學醫療研究會會員等，二零二零年與新加坡耶魯國立大學研究員合撰《Postcards Impressions》，分別在日本和德國郵展得獎，曾獲新加坡貿工部長頒發的《二零一零國家科技研發藍圖建築師》感謝狀。
